软件外包法律分析

作者曾经接到一家软件公司法务部人员打来的咨询电话，探讨软件外包的法律性质，我的意见却没有得到这位同行的认可，使我不得不继续深入进行思考。

软件外包无疑是软件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软件外包不仅在我国发展迅猛，在世界范围内同样热潮滚涌。印度、爱尔兰、以色列等国已经在提供软件外包服务方面成为世界的榜样。

要分析一件事情，首先要捋清楚其基本含义，基本运做模式，才能在纷乱的表象里找出本质的法律关系。本人并没有工科的背景，对软件的了解仅仅出于兴趣，对于软件专业知识我是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去了解，去思考其中的法律关系，很多知识点可以上网去检索相关的资料，还可以问软件业内的朋友，都可以得到解答，基本能弄清楚。然而对软件外包却不灵了，我上网检索到的资料都是新闻，我的朋友中也没有人参与过软件外包。只好凭借自己在各种途径找来的只鳞片爪拼凑成一篇文字，抛砖引玉，期望更多的人来关注软件外包的法律问题。
一、软件外包的含义
“软件外包就是软件企业选择合适的外包服务伙伴，将软件项目中的全部或部分工作发包给提供外包服务的企业完成的软件活动。”这是网络上的一个定义，但是本人并太认可，本人觉得有些狭窄。从实际情况来开，软件外包不仅仅包括软件企业对外发包，还包括其他直接需求的企业对外发包软件。

软件之所以被外包出去，主要是要降低软件项目成本。软件外包的兴起和繁荣，是国际软件生产要素的重组和产业转移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推动软件产业的世界分工与协作的体现。

软件外包，我们似乎更多的是看到国外企业将其软件外包给中国企业，这蒙蔽了我们理性的眼睛，其实软件外包在国内也是比比皆是，这种外包形式更多是直接根据客户要求为其开发软件，国内很多软件公司实际就从事这种软件外包工作。
二、软件外包的形式
软件外包有人看做是软件OEM ，OEM是英文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的简写，不知道准确的中文意思，台湾人称为代工，有人称为委托加工，与OEM相应的另一个词叫ODM，有人称为委托开发加工。委托加工和委托开发加工到是很简练地区分了OEM、ODM两者的区别， OEM只是简单的加工，没有自己的技术含量，而ODM则有自主的技术在里面。我们都知道国外很多手机都是国内企业代工（OEM）的，而国内有的厂商，连技术都是代工厂的，这个时候，代工厂就不再是简单的OEM，而是ODM。软件外包同样也存在OEM和ODM的区别，我国软件外包的业务恐怕多是OEM，做一些比较简单、没有多少知识产权含量的苦力活。

软件外包也应该有这样两种形式：1、总包，2、分包。（这个总包、分包和建筑中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里所指总包对整个软件项目的总包，不是将一家企业所有软件的开发全部承包）基于软件的特殊性，我想一个企业不会将一个软件项目分开分别发包给几个软件公司各自来开发的，如果直接从发包的企业外包软件的话，应当可以总包的。从大量的报道来看，我们国家的软件公司基本是从其他软件企业分包而来的业务，这也就使国人产生了软件外包就是从软件企业分包业务的错觉。

从软件外包的内容看，凡是被分包出去的，都是软件系统非核心的内容。核心内容和技术都被总包的大型软件开发商牢牢控制着。做软件分包，为国外大型软件企业提供软件外包服务，就像民工为包工头做工一样，只是在做软件外包最底层部分的编码工作。如果一直做软件外包中的分包，对产品不能拥有任何知识产权，也始终没有任何技术竞争力。

我国软件外包企业中，在香港上市的中讯软件集团股份公司应当是行业内的佼佼者，被称为“外包第一股”，其93.28%的业务收入来自日本，而且主要业务集中在几家象NEC这样的特大型公司，我想这家公司应该是可以做总包的。
三、软件外包的法律分析
软件外包无论是总包还是分包，实际上都是别人付给你报酬，委托你来开发软件，你拿了人家的钱，按别人的要求为他开发软件，尽管那位软件公司法务部的同行不同意，本人还是认为，软件外包的法律性质其实就是简单的委托开发关系。外包方就是委托人，开发者是受托人。原始的发包人允许转包，也就有总包和分包两种形式。

委托开发的软件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是知识产权（软件不仅享有著作权，还可能享有专利等其他知识产权）归属问题，《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接受他人委托开发的软件，其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无书面合同或者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基本都有这样的规定：委托开发的，知识产权归属有两种方式，一是双方约定，说好归谁就归谁，二如果没有约定那么当然地归属开发者。

软件外包无论是总包还是分包，如果是OEM，只是做一些编码等简单的活计，那么受托人恐怕没有太大的机会和委托人谈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如果是ODM，技术成果是自己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客气，当然要争取相关知识产权的权利。

软件外包相当于工厂的代工，但是要比工厂生产似乎要复杂一些，工厂生产靠机器，而软件外包靠的是人工，工厂生产有非常规范的技术标准和工作流程，而软件外包却没有多少标准的东西，尤其是我国更多的是放手让开发人员自由的发挥。软件外包可能更为重要的法律事务是签订好委托开发的合同，更多的争议可能出现在委托开发合同里，所以对各种细节都要约定，避免争议的发生。

结语

随社会化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以及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考量，软件外包必将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在我国大力推行软件外包时，对其中的法律问题应当及早研究透彻，捋清楚法律关系，使软件外包在一个明确的法律框架运行，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纠纷，这将对我国软件外包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为资料不全，本文不能透彻阐述，其中的错误本人深感汗颜，本人欢迎各种形式的指正。

作者：王瑜，联系电话：010-51662214，电子邮件：lawyerwy@263.net。


中 国 近 代 法 学 教 育 的 先 导
—————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20世纪初，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为形势所迫，欲效仿日本走“变法维新”之路。1901年1月，光绪皇帝颁布上谕，决定实行新政，包括变法修律、政制改革、设新学、废科举等。随着各种新律的全面修定，推行新法的法学人才日见短缺，当时急需培养大批汇通中西法律的人才。清廷遂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日本，习学日本的法律，并从1906年起，以这些留日学子为核心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官办法律学堂，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直隶总督袁世凯听取赴日本考察的阎凤阁(后来的直隶省议会议长)、梁志宸(后来的直隶省议会副议长)等人建议，仿照日本法政学堂，奏请清廷批准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学堂”，委任黎渊〔注1〕为监督（校长）；校址在堤头村新开河河坝下(今河北区志成道33号)，校舍为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开河上曾有一座“法政桥”，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该校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那是因为：
其一：天津濒临渤海，既有通商口岸，又有九河通衢之便；既“具有江淮的风格”，又距首都最近。鸦片战争之后，天津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影响，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其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外交地位和政治地位显赫，成为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第二政府”。在对外方面，“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在内政方面，“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罗澍伟《天津，近代中国的“窗口”》http://www.tianjindaily.com.cn/docroot/200412/14/rb02/14150901.htm）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从创建起就在全国成为颇具影响的率范。
其二：北洋法政学堂自创办起，在学制、课程设置、任教师资等方面处处效仿西制，走一条新型办学之路。该校学制分为速成与专门科两类：速成科学制一年半，旨在短期内为政府培训急需的法律人才。速成科又分为“职班”（司法科）和“绅班”（行政科）；绅班专收直隶地方士绅，以培养地方自治人士为主，须经府、厅、州、县保送，但也同样要参加入学考试。职班专收外籍有职人员，主要是培养律师。速成科开设的课程包括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宪法大意、刑法、民法要论、商法要论、大清公司律、大清破产律、民刑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国际法、监狱法、诉讼实习，共14门；在第三学期考试及格，就算毕业。专门科分法律、政治两系，学制六年(预科三年，正科三年)，课程设置繁重，要求掌握两门外语，且十分严格；预科三年外语占主要地位。第一外语日语，每周12小时；第二外语任选英、法、德语之一，第一年每周六小时，第三年递增至十小时；因此外语课每周至少18小时，占全周课时36小时的二分之一以上。学校规定，外籍教员授课，“无论正科预科……一概不用通译;使学生直接听讲，以节钟点而收实益”。这就迫使学生，不得不全力学习外语 (首先是日语)。在正科三年中，专业课设置以政治专业为例，必修科目包括中国的《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业、银行、货币、商法、地方自治、西方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史、外交史、通商史、统计等，多达30余科。考试制度极为严格，在学校章程中，明白规定“两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责令退学。
此外，北洋法政学堂从开创起就形成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很少门户之见，学校除聘请日籍教师和留日学子任教外，共产党员张友渔、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何松亭、黄松龄、闻永之、陈志梅等人均曾在该校任教授或秘书、主任等职。这种严谨的办学形式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北洋法政学堂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中颇具影响。
其三：北洋法政学堂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播反帝反封建先进思想、培养革命人士的阵地。从它刚建立开始，师生们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研究和宣传西方进步思想，思想活跃，屡起学潮。1909年12月，清政府直隶提学使司曾以“北洋法政学堂屡起风潮，决定解散。” 但是，这一决定因各方舆论反对，而没有实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同志1907年考入该校，为专门科第一期学生（在校学习6年），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校期间他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担负主编会刊和编译书籍的重任，创办了《言治》杂志，主持编译了《(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和《蒙古及蒙古人》两部震动海内外的著作。1912年6月至1913年间，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李大钊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树立起民主主义的信念。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也曾是法政学堂学生。1911年张自忠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校学生思想倾向进步，政治空气浓厚，该校成为天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一二·九”运动中，该校学生朱纪章、庄金林曾参加组织领导天津市学联、全国学联工作，阮务德、王民生、王守先在后来的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1937年2月，因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学校被当局武力封闭，强行解散。
李大钊在1923年参加母校18周年校庆纪念会演讲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堂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是重要。”
20世纪的“北洋法政学堂”也历经了变革与发展，1911年改称“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6月，直隶省当局决定将保定法政专门学校、天津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并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改称“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设法律、政治、商业三科。1928年改称“河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国民政府试行大学区制，学校改隶北平大学区；3月，学校改称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同年8月，学校升为大学，并且开始招收女生。至此，北洋法政学堂完成了由学堂到大学的转变，原有各科改称学系。1937年2月，因学院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被当局武力封闭，强行解散。抗战胜利后，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复校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因种种原因，至1947年秋该院前院长杨亦周〔注2〕等在广大毕业生支持下，几经周折，才在原校址艰难地复校。“北洋法政学堂”历经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到解放初院校调整结束为止，虽曾六易校名，但人们习惯上还是称之为“北洋法政”。
建国初，法商学院法商两系分别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和南开大学。
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是天津人民的骄傲和光荣，是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骄傲和光荣。为了继承和发扬李大钊同志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1998年2月在李瑞环、姚依林、谭绍文等中央、市委领导的直接关怀下，经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把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确立为法商学院的延续(北洋法政学堂后更名为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并在学院内建立了李大钊烈士纪念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亲笔题写室名，许多中央和天津的老领导为李大钊纪念室题词。1994年5月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李大钊纪念室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天津市政法干部的培训基地、法学教育的摇篮、李大钊烈士母校的延续一一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并没有辱没先烈的革命精神和北洋的光辉校史，她已经拥有了一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为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培养了数万名法律人才。莘莘学子的足迹遍布海河之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像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法治大厦上，似芬芳的桃李盛开在法学的百花园中。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将朝着革命先驱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继续为民族振兴和社会安康做出了新的贡献。

〔注1〕黎渊，1879年生人，贵州遵义府附生。先在苏州中西书室习普通学一年。光绪二十五年，自费赴日留学，在东京善邻书院习普通学二年。光绪二十七年，经前四川总督派归四川官费，入东京中央大学习法律专门科。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毕业，领有优等文凭。复于是年八月，入该大学高等研究科，专攻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科。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因高等研究科论文试验合格，领得研究科优等毕业文凭，获法学士称号。九月经电调回国，筹办北洋法政学堂事宜。
〔注2〕?钜嘀埽?颖笔⌒刑葡厝恕Ｔ?谔旖虮毖蠓ㄕ??６潦椋?渭庸?竦车叵禄疃??⑷喂?ㄕ??Ｐ３ぁ?928年北伐军占?天津时，曾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T兼?织部?，次年市党部改?被排挤在外，?拇饲阆蚵砹兄饕濉：笕ト毡玖粞В?弦岛笥秩ビ⒐?钤欤?934年回国，在大学任教，后在经济部门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天津，任天津中国纺织建设分公司经理，天津参议会参议长。他在天津解放前夕坚决抵制了反动政府的造谣和炸毁工厂的行动，顺应民意积极主张和平解放天津并代表民间组织参加和平谈判。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
(兰绍江编撰)
参考资料：
1、《李大钊与天津》；刘民山编 天津社科出版社1989．12
2、《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http://www.zhangzizhong.com/tbcr-1.asp
3、《法政学堂植栋梁》http://news.sina.com.cn/c/2004-04-07/23013106695.shtml
4、《近代中国的“窗口”》罗澍伟http://www.tianjindaily.com.cn/docroot/
5、《具有开创意义的天津高校》http:// tianjin.enorth.com.cn/ system/2004/11/12/000901623.shtml
6、《李大钊》http://twt.tju.edu.cn/theory/read.php?id=407 >>中共十大元老
7、《清末法制变革中的日本影响》侯欣一 http:// www.legal-history.net/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