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煤炭管理条例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01年1月12日审议通过，自2001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规范煤炭生产、经营活动，保障和促进煤炭行业健康发展，根据煤炭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煤炭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煤炭资源的开发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的方针。鼓励煤炭的加工转化，推广洁净煤技术，提供多种煤炭产品，以适应市场需求，提高经济效益。
第四条 依法保护煤炭资源，禁止乱采、滥挖等破坏煤炭资源的行为。
开发利用煤炭资源，必须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防止地质灾害和其他公害。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护煤炭生产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加强对煤矿安全生产的领导。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煤炭行业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对煤炭行业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煤矿企业、煤炭经营企业依法通过收购、兼并、重组、联合等方式组建跨地区、跨所有制、跨行业的企业集团，实行生产、经营一体化。
第八条 煤矿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劳动保护，保障职工的安全和健康，对井下作业的职工采取特殊保护措施。

第二章 煤炭生产开发规划与煤矿建设
第九条 省煤炭管理部门根据全国煤炭生产开发规划和全省矿产资源开发规划，组织编制本省煤炭生产开发规划，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条 开办煤矿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全省煤炭生产开发规划和煤炭产业政策；
（二）有煤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开采方案；
（三）年生产能力不得少于30万吨；开采零星资源、极薄煤层及残采、复采的矿井，年生产能力不得少于3万吨；
（四）煤炭资源的采区回采率，开采薄煤层不得低于百分之85％，开采中厚煤层不得低于80％，开采厚煤层不得低于75％。
（五）有开采所需的地质、测量、水文资料和其他资料；
（六）能够利用的共生、伴生矿种必须综合开采、综合利用；
（七）有符合煤矿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矿山设计及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八）有与煤矿生产规模相适应的资金、设备、技术人员和先进的开采技术；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开办煤矿企业，须向省煤炭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开办煤矿企业申请书；
（二）县（市、区）、市（地）煤炭管理部门逐级审核签署的意见，开办乡镇煤矿企业的，还须提交由资源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签署的意见；
（三）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划定矿区范围的批准文件；
（四）环境保护部门的评价报告；
（五）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 省煤炭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分级管理权限审批煤矿企业，应当自收到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材料之日起四十五日内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不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经批准开办的煤矿企业，凭省煤炭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发采矿许可证。
第十三条 对具有重要价值的主焦煤、活性炭原料煤、特种石墨（鳞片状石墨、电池用石墨）以及含镓、锗元素伴生煤等特殊煤种或稀缺煤种，省人民政府应当设立资源保护区，实行保护性开采；稀缺煤种实行专户供应。
在资源保护区开办煤矿企业，必须经省煤炭管理部门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在资源保护区已经开办的煤矿企业应当进行整顿、联合、改造，在规定期限内达到保护和综合利用要求。
资源保护区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四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办下列煤矿企业须经省煤炭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并按规定报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审批；
（一）年生产能力60万吨以上的煤矿企业；
（二）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的煤矿企业；
（三）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煤矿企业；
（四）在国家规划矿区范围内开办的煤矿企业；
（五）其他应当由国务院煤炭管理部门审批的煤矿企业。
第十五条 已经批准开办的煤矿企业，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企业名称的，须向设立煤矿企业的原审批机关、采矿许可证颁发机关分别申请办理有关手续；变更矿区范围的，必须报请原审批机关批准，并报请原颁发采矿许可证的机关重新核发采矿许可证。
在国有煤矿企业矿区范围内已经开办的乡镇煤矿企业合并、分立、终止或出租、抵押采矿权的，须经国有煤矿企业同意后，经省级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申请变更登记须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六条 煤矿建设工程按照批准的矿山设计进行施工，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和工程监理制，并接受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督。
煤矿建设工程实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按各自的职责对其参与的项目工程质量负终身责任。
第十七条 煤矿建设工程，由煤炭管理部门组织矿山安全、环境保护、消防、建设、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审计部门应当对国家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竣工决算审计。

第三章 煤炭生产、煤矿安全与矿区保护
第十八条 取得采矿许可证的煤矿企业在投产前必须依法领取煤炭生产许可证。禁止转让、出租、涂改、伪造煤炭生产许可证。
煤矿企业未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不得从事煤炭生产活动，也不得从事矿山设计以外的掘进活动。
第十九条 省煤炭管理部门负责全省煤矿企业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登记、审查、颁发、年检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地）、县（市、区）煤炭管理部门，根据省煤炭管理部门的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煤矿企业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煤矿企业在煤炭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企业名称、矿长、采矿权人、矿区范围的，应当及时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煤矿企业的煤炭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应当说明延期理由，并在期满前90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延期手续。
第二十一条 煤炭的开采、加工应当符合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造成地表土地塌陷、挖损的，由采矿者进行复垦；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二十二条 煤矿企业在批准的矿区范围内开采煤炭的共生和伴生资源，不再办理采矿许可证；主要开采矿种发生变化时，应当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和采矿许可证变更手续。
第二十三条 煤矿企业应当在依法批准的矿区范围内进行煤炭生产，不得越界、越层开采。
第二十四条 煤矿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提取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专款专用。
第二十五条 建立和推行煤矿企业积累煤矿衰老期转产资金制度。
鼓励和扶持煤矿企业发展多种经营。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煤炭管理部门应当指导煤矿企业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煤矿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参与重大伤亡事故的救护、调查和处理。
第二十七条 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实行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制。法定代表人及其他负责人必须遵守有关煤矿安全的法律、法规和煤炭行业安全规章、规程，加强对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和环境安全的管理，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防止伤亡和其他安全生产事故以及环境事故的发生
。
第二十八条 违章指挥、强令职工冒险作业的，煤矿职工有权抵制。
在煤矿井下作业中，出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并无法排除的紧急情况时，作业现场负责人或安全管理人员应当立即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
第二十九条 煤矿矿长必须经省煤炭管理部门组织培训，取得矿长资格证书；煤矿企业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接受专门技术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发证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煤矿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定期为职工缴纳失业、医疗、养老、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费用。
第三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煤矿矿区的电力、通信、交通及其他生产设施，不得扰乱煤矿矿区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未经煤矿企业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煤矿企业的电力专用线路、铁路专用线、专用道路、专用通信线路和专用供水管路。

第四章 煤炭经营
第三十二条 从事煤炭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煤炭法规定的经营条件，并符合本省对煤炭经营企业合理布局的要求，依法申请领取煤炭经营资格证书。未领取煤炭经营资格证书的，不得从事煤炭经营活动。
第三十三条 依法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加工的煤炭产品，不再领取煤炭经营资格证书，但其经营非本企业生产、加工的煤炭产品，应当依法申请领取煤炭经营资格证书。
第三十四条 申请领取煤炭经营资格证书，须经省煤炭管理部门初审后，由省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核，颁发煤炭经营资格证书。
第三十五条 申请设立煤炭经营企业，应当向省煤炭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设立煤炭经营企业的申请书；
（二）煤炭经营企业资格审查表；
（三）注册资本证明；
（四）固定经营场所证明；
（五）经营设施和储煤场地证明；
（六）计量和质量检验设备证明；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省煤炭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设立煤炭经营企业的申请书及有关材料之日起20日内提出初审意见。
第三十六条 省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初审意见及有关材料之日起25日内完成审查工作，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颁发煤炭经营资格证书；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申请人持煤炭经营资格证书或煤炭生产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煤炭经营活动。
第三十七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销售煤炭产品应当根据市场需求实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八条 在煤炭经营活动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以买卖、出租、转借等形式转让煤炭经营资格证书；
（二）国家机关开办煤炭经营企业或从事、参与煤炭经营活动；
（三）行政机关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立煤炭供应的中间环节、额外加收费用；
（四）从事煤炭运输的车站及其他运输企业利用其掌握的运力参与煤炭经营；
（五）在煤炭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
（六）哄抬煤价或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煤炭，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七）经营无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企业生产、加工的煤炭产品；
（八）经营无煤炭经营资格证的煤炭经营企业的煤炭产品。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已经取得采矿许可证而未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或使用伪造、涂改的煤炭生产许可证从事煤炭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煤炭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转让、出租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煤炭生产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按规定向省煤炭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煤炭生产许可证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煤炭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办理，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造成地表土地塌陷、挖损或其他生态环境破坏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越界、越层开采的，由县级以上煤炭管理部门责令退回本矿区范围开采，拒不退回的，吊销其煤炭生产许可证，并由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有第（一）项行为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有第（二）、（三）、（四）、（五）项行为的，可以并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煤炭经营资格证书；
（一）未领取煤炭经营资格证书，擅自从事煤炭经营活动的；
（二）以买卖、出租、转借等形式转让煤炭经营资格证书的；
（三）运输企业利用其掌握的运力参与煤炭经营的；
（四）经营无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企业生产、加工的煤炭产品的；
（五）经营无煤炭经营资格证书的煤炭经营企业的煤炭产品的。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开办煤炭经营企业或从事、参与煤炭经营活动，擅自设立煤炭供应的中间环节或额外加收费用的，由其上一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擅自设立煤炭供应中间环节收取的费用以及额外加收的费用，一律上交财政。

第四十五条 煤炭管理部门、省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审批煤炭生产许可证、煤炭经营资格证和煤炭管理的其他活动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煤炭管理部门可以委托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煤炭纠察机构负责行使行政处罚权。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1年3月1日起施行。1985年9月10日山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88年1月16日山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的《山西省煤炭开发管理条例（试行）》同时废止。



2001年1月12日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分析

陈秀英 郭亚*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学界与实务界多有责难，普遍认为该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不仅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影响立法目的的实现。本文从刑法规范、立法价值、社会反映三个角度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了分析，作为对“偏低”论的一个回应。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财产申报 立法价值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该罪在社会上争论不止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该罪的法定刑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失之过轻，应当加重惩罚力度，提高量刑幅度，并指出，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已经成为该罪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并将其置于尴尬处境。
一、学界的责难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指责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贪污、贿赂罪等同类犯罪相比，刑罚差距巨大，显示公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刑法归类于贪贿类犯罪，其犯罪构成及社会危害性与贪污、贿赂罪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刑罚区别很大。其他贪贿类犯罪的刑种丰富，量刑幅度较大，有的甚至可以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却只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显然有失公平。
2、对该罪的处罚没能实现立法本旨。刑法之所以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巨额财产”问题，使犯罪分子难逃法律的制裁。但是，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此法条的确定，不仅没能遏制“巨额财产”现象的出现，反而因该法条量刑的宽缓，使得大多数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分子，实际并未真正承担所犯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处罚，却给其极可能是贪贿所得的财产找到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归宿”，没能实现惩戒、预防犯罪的目的，违背了立法本旨。[1]
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比，明显偏低，悬殊太大。这种轻重过于悬殊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待贪污、受贿等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乐得被定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二是导致一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犯罪人，而故意不将贪污、受贿的犯罪追查到底，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故意记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帐上，从而达到保护犯罪人的目的。由此可见，由于该罪的法定刑偏低，不但不能起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反而起到了保护腐败的作用。[3]
二、提出的完善措施
学界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存在的问题，提出很多具体的完善措施，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为避免该罪的法定刑带来的弊端，认为应适当提高本罪的法定刑。有人认为可设置为：“差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也有人认为至少应当把最高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3]
2、有论者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五年最高刑明显滞后，不能体现罪罚相当的原则，已不适应严厉惩治腐败的需要，不利于威慑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由此，建议尽快刑法中关于该罪的规定，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划分为若干档次，分档量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以死刑。[2]
3、主张将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以贪污罪或者受贿罪论处。理由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提高到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仍与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起不到罚当其罪的作用；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避免了因人为原因将贪污、受贿降格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而重罪轻判的情况；推定为贪污罪或者贿赂罪并不会冤枉行为人，不会造成轻罪重判，因为如果行为人的财产不是通过贪污、受贿所得，他完全可以讲清财产的真实来源，也就是说，主动权是在行为人自己的手中，是行为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将来源不明的财产推定为贪污、受贿在国外已存在立法例。[3]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规范分析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对该罪的法定刑规定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没收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刑法修改时，将其改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这次修改，主要变动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对财产差额的部分不是采取“没收”的方式，即不再适用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而是对其进行收缴。第二，原来可以“并处或者单处”附加刑，即有的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单处没收财产，而不再判处主刑，修改后，则只能适用主刑，相当于提高了刑罚幅度。
这样的修改是必要的。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附加刑，是指将被告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针对的对象是被告人所有的财产，即被告人个人享有所有权的合法财产，它不是犯罪所得，也没有用于犯罪活动，这些财产和犯罪并无任何牵连。之所以将其予以没收，是对行为人再犯资格从财产上一种限制或者剥夺，从而以达到制裁和预防的刑罚目的。
追缴违法所得，是刑罚以外的对被告人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一种收缴的处理方式。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行为人合法所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犯罪或者其他违法活动获取的财产，与违法行为具有因果联系，理应予以收缴。刑法第64条对此有专门的规定。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行为人对差额巨大的财产不能说明真实来源，以非法所得论。既然以非法所得论，那么就不存在没收合法财产的问题。因此，对差额巨大财产的正确处理方式，应当予以收缴，而不是没收。
对该罪的法定刑中“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是否应当保留？有论者提出不应当保留。理由：一是追缴本身本身什么法定刑，在法条中在法定刑部分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法定刑并列写在一起，给人一种将追缴当作法定刑的错觉。综观我国刑法其他罪名，都没有在法条法定刑部分写进追缴违法所得、没收违禁品等法定刑以外的处理方法，二是给人一种没有必要的重复感。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应看作是违法所得，那么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是必然的，还需要在法定刑部分再加以说明吗？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呢？[1]
我们认为，在现有规定下，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可以保留。首先应当明确，它并不是法定刑的组成部分，而是对犯罪所得的一种具体处理方式，在讨论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作为法定刑看待。在明确了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和追缴违法所得的界限后，不会给人“追缴”也是法定刑的错觉。
诚然，刑法第64条已经对违法所得作出了处理规定，对于分则中的各个罪名均应适用。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其他犯罪行为并不完全一样，其他犯罪所获得的财物，都是通过具体、明确的犯罪手段得到的，司法机关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差额财产”和其他犯罪所得并不完全等同，它是“以非法所得论”。所谓“以……论”，意指将本不是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当作该事物来看待。对于差额财产，司法机关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就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将其作为非法所得看待，是司法机关推定的结果，推定虽然有盖然性作基础，但并不能排除合法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这部分财产属于非法所得，确实有点底气不足。法条保留这种规定，是针对这种“非法所得”与一般的非法所得之间的差别，而强调这种非法所得也应该予以追缴。可以说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独特性，决定了这部分内容的保留。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追缴行为人的差额财产？有学者认为，只要有差额就应当追缴。不论如何处理案件，都应当对犯罪分子的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没收，决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1]也有论者认为，只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时才能追缴其财产的差额部分。[2]
对差额财产的追缴有一个前提，即这部分财产必须是违法所得。根据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并不是所有的差额财产必然都是非法所得，差额财产以非法所得论是有条件的。只有差额巨大，司法机关才可以责令行为人说明来源，只有行为人没有说明真实来源，财产才以非法所得论。如果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30万元，司法机关就不能责令行为人说明，也就不存在非法所得问题，当然也不能追缴。当然，我们所讨论的追缴是专指的司法机关的追缴，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处理措施。按照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和1989年监察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低于2000元的差额部分连非法所得都算不上，更谈不上追缴问题。因此，只有达到差额巨大的标准后，司法机关才能对该部分财产予以追缴。
四、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价值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是否偏低，这是对该罪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贪污贿赂罪，比起该类犯罪中的其他罪名，它的法定刑确实不算高，但这种法定刑对该罪来说是否是适宜的，才是我们真正所要关注的。我们认为，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并不是过低。
一种犯罪应该配之怎样的法定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罪刑相适应原则，或者称为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报应主义，一是功利主义，这两种观点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得出了罪刑相适应的结论，但内容却相差甚远。报应主义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因此，刑罚的质和量完全以犯罪为转移，即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应当成为刑罚的尺度。功利主义又可分为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无论规范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他们都强调对犯罪的社会预防，规范功利主义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行为功利主义注重个别预防效果。报应和功利都有合理性的一面，只强调某一方面，显然有失偏颇。
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又称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即在犯罪与刑罚之间增加了刑事责任的因素，作为连接犯罪与刑罚的中介。虽然学界对刑事责任的认识不同，对犯罪的本质认识不同[1]，但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当原则、罪刑均衡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理解是趋于一致的，即不仅包含了报应（对犯罪人的惩罚），而且也包含功利（预防）；既要坚持罪刑相当，又要注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坚持刑罚个别化。应受惩罚的行为，而惩罚的是行为人，[2]所以，一个被犯罪化的行为所受到的刑罚，应当与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相适应，具体而言，立法过程中，在确定某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时，要和行为的普遍社会危害性以及该行为所反映出来的普遍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幅度；司法过程中，在对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确定刑罚时，要以该行为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具体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选择适当的刑种和刑期。
按照此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应当设置到何种尺度是合适的呢？从该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推定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建立在盖然性基础之上的，本身就包含了冤枉无辜的可能。“宁要放过一千（犯罪人）也不冤枉一个（无辜者）”和“宁肯冤枉一个（无辜者）不能放过一千（犯罪人）”二者权衡，立法者选择了后者（立法者相当功利色彩的价值立场也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也许会有人说，这种冤枉无辜可能性是国家为制止犯罪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们认为，国家的代价可以体现在司法领域，对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追究，都有可能冤及无辜的危险；但在立法领域，公平应当是首要的价值选择，我们不能以牺牲一个无辜者的个人自由为成本，来换取社会的秩序，特别是在大力倡导保护公民个人人权的时代，刑事法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然后才是制止犯罪，刑法首先是权利法，其次才是犯罪法。据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在犯罪化时，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对此行为的相当严厉的态度，在选择法定刑时，理应以较低的法定刑予以平衡和补救，否则，就可能付出更大、更多的无辜者的自由作为成本。因此，确定最高法定刑为五年有期徒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是合适的，并不是过低。
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社会分析
实务界和学界对该罪的法定刑讨论比较热烈，社会舆论和一些学者们反映该罪的法定刑过低，对该罪立法现状不满的呼声也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而高涨，称该罪为贪官们的“避风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贪污罪、受贿罪存在本质的差异，在犯罪构成上有着质与量的不同，它不符合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却期待以惩治贪污、受贿的法定刑来惩罚，显然不合适。要大幅度提高该罪法定刑，甚至认为要适用死刑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包括某些刑法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刑主义的反映，作为刑法学人，理应对此现象保持一定的警醒。
社会上人们不满的呼声，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众对反腐败的要求。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罪的非议，不如说是对整个反腐机制的责难，这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个法条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对整个反腐败机制进行较大改革，以满足社会的要求。当然，作为反腐败机制中重要内容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说，也应该寻求一个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实现改正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