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反家暴培训中若干问题探讨

姜虹


　　【摘要】随着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公安机关依法办案程度的不断提高，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干预的主动性和适度性增强，但警察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往往更多地从案件发生的事实、危害后果以及如何依法处理等方面考虑，而对家庭暴力的本质、受害人在救助时需要何种帮助等问题尚无深入了解，对家庭暴力行为是否适用调解问题、可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等问题也存有疑惑，导致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不到位，警察干预效果不佳。故在警察反家暴的培训中，应抓住学员困惑的准确点位，提高培训的针对性，提升培训的效果。
　　【关键词】控制；求助需求；调解；依法干预

　　一、搞清基本问题，抓住培训切入点
　　（一）认清家庭暴力的本质
　　警察在长期的工作中，发现导致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因为一方爱唠叨，因为一方不善于安排家庭生活琐事，因为一方对外处理问题方法不得当，因为对一方对自己家人态度冷淡或忽视自己家人的利益，因为施暴人喝了点酒控制不住自身行为，因为施暴人在外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回家后没有得到良好的释放，因为施暴人在经济大潮中出现了意外……这些暂且还都被认为是暴力存在一种理由或有导致暴力发生的诱因，但也有警察发现，施暴人对家庭成员中的一人或几人实施暴力时，没有任何理由。
　　培训前，有些警察很困惑，除了历史因素的影响和家庭内部暴力行为的习得性外，引发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千差万别，其中何为共性因素，导致家庭暴力屡禁不止？换个角度设问，家庭暴力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深刻认识家庭暴力的内涵，从而使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涉更为切中要害，这是培训课上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家庭暴力的施暴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对受害人，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达到对受害人的控制，这就是家庭暴力的实质。因为施暴人与受害人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不一致，无论施暴人对受害人可以采取殴打、残害、强制限制人身自由等传统的暴力方式，还是采取对当事人而言自认为是相对和缓的精神控制、经济控制等手段，均使受害人处于被占有、被管理、被影响的地位而无法真正表达本人的意志，甚至只有放弃或牺牲了本人某些利益才能换得婚姻家庭内部的暂时和平，也正是这种放弃与屈从，使得施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越发导致家庭暴力中施暴方的控制不断强化，受害人的身心受到更严重打击、产生屈辱、无助、恐惧、极度痛苦、自我认同度降低等，对施暴人的种种无理要求最终以满足而告终。通过对家庭暴力控制本质的分析，使民警更深刻地认识家庭暴力，理解家庭暴力行为的多样性，体会受害人的受害境地，为正确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奠定基础。
　　（二）了解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需求
　　警察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遇到最尴尬的情形就是在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中，当警察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对施暴人实施必要的法律惩处后，受害人又苦苦为受害人求情，要求宽处施暴人，除了因为施暴人在家庭中拥有的经济地位外，更多的受害人表示对施暴人的宽恕。受害人的这种理由使得一些警察很茫然，问题的根源在于警察在干预过程中尚未准确地了解到受害人在寻求公权力救助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根据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与美国律师协会全球法治项目部中国项目办公室合作支持的7家机构联合调查后编制的《受暴妇女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受暴妇女在暴力发生后希望得到服务的主导机构中“派出所/110”处于第二的位置，受暴妇女希望得到的具体服务主要有：“制止对方暴力，但不离婚”（16.9%）；“对施暴者进行矫治”（16.5%）；“情感支持”（14.8%）；“离婚”（12.6%）；“得到经济赔偿”（8.7%）；“法律援助”（7.4%）；“住房”（6.8%）；“取得孩子抚养权，拿到孩子抚养费”（4.4%），“制止对方在离婚后继续暴力”（4.2%）；“找工作”（3.2%）；“医疗服务”（2.1%）；“其他”（2.3%）。受暴妇女在如何对待施暴者的应答中，选择的答案按比例依次是：“说服教育”（24.3%）；“心理辅导”（15.1%）；“离婚”（14.2%）；“警告”（8.8%）；“强制治疗”（7.6%）；“拘留”（7.5%）；“治安处罚”（7.1%）；“判刑”（5.4%）；“社区服务”（3.1%）；“罚款”（2.6%）；“媒体曝光”（2.3%）；“行政处分”（1.4%）；“其他”（0.5%）。这些数据是7个合作单位深入不同区域、采访不同对象所得出的综合数值，这些数据是警方很难从得到的，但却具有很强的参考性。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受害人往往更需要将挽救放在第一位，将处罚放在较为靠后的位置，“离婚”反而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选择。警方应了解受害人的这些需求，了解她们在求助公权力时仍然将劝阻、教育矫治施暴者以及自身的情感支持放在较为靠前的位置，因此对于具有特殊亲缘关系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在予以救助时，首先要将说服教育施暴人，对受害人给与情感支持，这些法律因素之外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二、抓住处置中的难点，提高培训的适用性
　　（一）家庭暴力行为是否适用调解问题
　　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是否适用调解，在现实执法实践中是许多警察感到很棘手的问题。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等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经受害人、施暴人双方同意，公安机关可以治安调解。其中包含着：（1）起因条件（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2）行为条件（发生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3）情节条件（情节轻微），（4）意愿条件（双方当事人均要求调解），（5）认定条件（公安机关认为可以调解），只有当上述五项条件同时具备时，方可适用治安调解。
　　但对于雇凶伤害家庭成员、结伙殴打家庭成员、多次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含多次伤害他人身体）或在治安调解过程中又挑起事端的情形均不属于“情节轻微”的情节条件， 故不适用调解。这是在调解中需要把握的基准。
　　此外，在实践中应当避免两种倾向：一种不敢适用调解，害怕因家庭暴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绝对不平等，适用治安调解可能会导致公权力没有使施暴人对受害人的侵害行为付出应由的代价，反而在公安机关调解下完成了受害人对施暴人的谅解和宽恕，无形中帮助施暴人达到了继续控制的目的；另一种是随意适用调解或强行调解，一味地“抹稀泥”，甚至以调代罚，导致干预家庭暴力的效果不佳。这两种做法都错在对家庭暴力导致治安案件性质定性不准，将调解这种“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实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有效手段弃之不用或被滥用。
　　实践中，警察对家庭暴力导致行为的结果，应按照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责任承担分级、分类的方式予以判定，而不应将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的结果一律归结于犯罪行为。在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中，公权力的介入只是进行家庭秩序修复和重整，公权力的干预必须适度，这是公权力对私权利救助在本质上尊重权利主体意愿的体现，此种调解的目的旨在使违法者在真诚悔悟的基础上，达成与受害者和解的协议，这种调解的功能重在教育和慰藉。而滥用调解的行为，侵害了受害人对公权力救助的自主选择权，这与设立救助措施的法律初衷相悖，警察应综合执法实践经验，可结合行为的动机、目的、手段、方法、行为的时机、损害后果以及认罪态度等因素 加以确定，从而尽量做到认定的同一性，为救济权利的平等实现创造条件。
　　（二）轻微伤害案件中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的适用问题
　　家庭暴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它通过殴打、捆绑、威吓、强制限制人身自由、遗弃、虐待、破坏财物等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以殴打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伤害家庭弱者形式出现的家庭暴力行为，在受害人不同意调解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可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许多警察感到适用此条有一定难度。
家庭暴力行为破坏家庭和睦，导致家庭中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严重的家庭暴力还可能导致女性以暴抗暴，以犯罪手段进行报复，危害社会安全。因此对家庭暴力行为需要依法采取有效手段予以惩治，使施暴人为施暴行为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有效制止暴力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程度，对施暴者予以教育和处罚：对于持续、经常性但情节轻微、且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家庭暴力行为，可按虐待行为处罚，对遗弃家庭成员的家庭暴力行为，对遗弃行为，不需要被遗弃人告诉，公安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处理，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5条处罚；但对于非经常性、但一次暴力行为情节较重或情节恶劣的，可以按故意伤害他人来处罚，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处理。特别家庭暴力施暴人具有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殴打、伤害家庭中残疾人、孕妇、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60周岁以上的人的；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情形，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2款的规定加重处罚。　
　　在适用第43条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伤害问题的处理有明显的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殴打他人的行为只要求具有客观上表现为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不再要求具有“轻微伤”的行为后果，以尽量减少殴打他人或者以其他方式伤害他人案件定性对伤情鉴定结论依赖，不再规定伤情的下限，对明显不构成轻微伤的殴打他人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在采集相关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无需伤害鉴定，即可依法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当然，对于伤情处于轻微伤上限与轻伤下限相对模糊的程度时，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仍需刑事技术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
　　（三）处置中注重自身权益的保护问题
　　警察在现场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时，往往会遇到以下情况：
　　第一，对施暴人的施暴行为进行阻止，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一些小的情况，如一个正阻止欲用茶杯攻击受害人的警察，由于自己的阻挡行为使施暴人手中的茶杯没有打到受害人的头上，相反却打到了施暴人的眼眶上。施暴人在几天后对该警察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警察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警察想让受害人出庭作证，当受害人不愿意，一直未出庭。
　　第二，2010年3月9日，兰州市公安局特警窦勇因处置家庭暴力报警而遇害，这一事件的发生使警察们面临着在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时自身安全的问题。
　　遇到上述情况，警察提出“应如何办”？
　　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警察会遇到不能确定的危险，一方面它会导致受害人承受无法绝对预期的伤害，另一方面，它还会导致处置者在不留意的情况下被施暴人施致以无法绝对预期的伤害。因此，对警察家庭暴力案（事）件的培训，应当增加风险意识教育。
　　对于第一种情况，需要提醒警察注意两个问题：首先，取证意识问题，即当茶杯打到施暴人眼眶上时，警察当场就应当向施暴人确认眼眶上的形成过程，且记录在出警记录上，由施暴人签字，此时你的一时疏忽，便会造成日后工作的被动；其次，固定现场证据，即施暴人、被害人以及处警警察三方的位置，及时将茶杯作为证据调取，结合现场位置和茶杯上的指纹、茶杯触碰到施暴人眼眶后掉到地上的走向等综合情况分析，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证明。
　　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适当借鉴、吸收美国警方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处置每一起家庭暴力案件，都应当进行一定的风险评估——评估过去曾有过的暴力，预测在干预中施暴人、受害人可能出现的情况，考虑警灯/警笛会对嫌疑人情绪激动程度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且在现场处置中，警察尽量将施暴人控制在相对宽阔的地方，避免在卫生间、厨房等相对狭小的地方，还应注意观察现场当事人的情绪，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最好在到达现场前提前做好预案，一定在有同伴的情况下处置一个现场。
　　三、强化责任意识，提升培训效果
　　（一）处理好公权力干预与保护私权的关系，提高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自觉性
　　正确认识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的定位，明确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中的责任，是做好公安机关防治家庭暴力工作的基础。而公安机关干预的公权力性，家庭暴力处置中涉及到对各种私权利保护，都是需要公安机关慎重考虑的问题。
　　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需要明确的是，“公权力来源于私权利，是实现私权利的手段；私权利要有公权利来保障实现，是公权力存在的目的。” 在法律允许的程度内，充分满足受害人对自己生活领域自主权完全行使的要求，尽量不因公权力的依法介入而导致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家庭关系趋于冷漠；当惩罚、预防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的价值与尊重婚姻家庭关系当事人自主权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当施暴人的施暴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进而破坏到整个社会秩序时，国家公权力必然要履行职责，强制某些受害人放弃其对生活领域自主权的选择，以维护更多人的利益是警察义不容辞的责任。警察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须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行为，做到依法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好首次及其后的干预行为，以执政为民为宗旨，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理性、平和、文明、公正为理念，处理好保障人权、惩处违法犯罪的关系，把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利益与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有效融合，提高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自觉性。
　　（二）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用足用好现行法律
　　随着我国法治化程度的加快，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调控不断健全，公安部在原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了七部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修正）、《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等，其中对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从总的原则、对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治安案件、因家庭暴力引发的刑事案件的处理作出较为细致的规定。除七部委的规定中直接使用家庭暴力的概念外，其他的法规均从家庭暴力具体行为导致后果的层面作出具体规定。加之《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规范较为全面，仅在各机构相互合作问题上欠缺相关规范。
通过对现行法律中所规定的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法条归纳集合不难发现，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在不断加大，在全国尚未出台统一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律规范时，警察应加强对现行法律规范的学习，深刻理解法律宗旨所在。对家庭暴力的干预，从立案调查到案件处理、再到惩治和教育施暴者、救助受害者等一系列程序，对于从公民要求的一般救助行为，到处理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都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适用条件以及处理方式严格、规范进行，不得创制、超越或违背法律的规定。警察一方面需要依法办案，同时在法律框架下考虑受害人的求助需求，本着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用好用足现有法律；提高依法干预的效果。
　　（三）加强与其他机构的协调，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家庭暴力是社会各因素综合形成的问题，属社会综合治理范畴，对该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公安机关在长期的执法工作中与政府组织的其他机构、一些非政府组织以及群众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加之自身所享有的法律授权和工作性质，在此项工作中确实站在了反家暴公权力干预的第一线，确实起到过连接受害人与各种社会救助机构之间的桥梁作用，这些都是公安机关救助中以法律授权应当做和可以做到的。但桥梁作用无法取代政府其他组织、非政府机构以及群众团体的作用，没有政府在立法、政策、财力、教育等方面的支持，没有相关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等反家暴网络成员共同努力，公安机关仅依职权的法定性和限定，很难取得预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与其单打一的独斗，不如发挥公安机关自身有效的协调沟通能力，加大与社区相关组织、基层妇联组织、社区志愿者（心理医生、律师等）、相邻医疗部门的紧密联合，做好事前的预防和事后的延伸服务，各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积极参与到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将极大减轻警察的压力, 达成对受害人的救助，体现对家庭弱者人权与平等权的尊重。北京警方自2010年3月31日起实行的在派出所设立纠纷调解室，根据警察初步甄别，对属于治安纠纷的，由警察依法处理；对属于民间纠纷的，转至联合接待室，由市民自己挑选的调解员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进行调解；某些家庭暴力危害后果较轻，受害人对施暴人谅解并主动提出且施暴人自我觉悟诚恳悔过（书面谅解、悔过），属于调解范畴，可在警察主持下进行调解。这种民事调解与治安调解一站式服务的做法，一定程度上解决家庭暴力受害人需要跑多次才能解决问题、施暴行为不能及时被矫治的状况，不仅能够有效遏制家庭暴力案件的发生，而且有助于提高介入家庭暴力的正面效果。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法律系 姜虹
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2008年8月22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2008年11月28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规范城市公共交通秩序，保障营运安全，提高服务水平，维护乘客、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交通，是指利用公共汽车、电车等交通工具，按照规定的路线、编号、站点、时间、收费标准运营，为公众提供客运服务的交通方式。
　　本条例所称城市公共交通设施，是指为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服务的城市公共交通停车场、首末站、换乘枢纽站及其配套设施，候车亭、站牌、港湾等站务设施，供配电设施以及城市智能公共交通系统设施等。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交通的规划、建设、经营、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城市公共交通是社会公益性事业，应当按照设施用地优先、资金安排优先、路权分配优先、财税扶持优先的原则，建设、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本市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人民生活水平相适应。
　　第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应当遵循统筹规划、政府主导、积极扶持、方便群众的原则，为公众提供安全、方便、快捷、经济、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
　　第六条　市、县（市）、上街区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公共交通的监督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规划、国土资源、建设、园林、财政、税务、价格、国有资产管理、公安、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　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并建立、完善在规划、建设、用地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保障体系，确保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城市综合交通的主体优先发展。
　　第八条　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市政、交通、发展改革、规划、财政、公安、国土资源、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经批准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和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应当严格执行，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第九条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应当明确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目标，确定城市公共交通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定位、比例和规模、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措施、线网布局、城市公共交通与对外交通衔接方式的优化方案等。
　　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应当包括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用地范围、枢纽和场站布局、线路布局、设施配置以及城市公共交通车辆优先通行系统等。
　　第十条　城市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根据城市道路承受能力，科学编制。按照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预留城市公共交通停车场、首末站、换乘枢纽站等设施用地。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应当以划拨方式供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或者擅自改变其土地用途。
　　第十一条　下列建设工程，应当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配套建设相应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一）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大型住宅区、大型商业区和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客流集散场所；
　　（二）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文化、卫生、体育、娱乐等大型公共设施。
　　未按规划配套建设相应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予审批、核准。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城市主干道时，应当同步规划、建设港湾式停靠站等公共交通设施；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其他城市道路时，应当同步规划、建设站台等设施。
　　第十三条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标准，按照规定配建或设置无障碍设施。
　　城市公共交通站务设施影响道路安全、畅通的，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及时调整。
　　第十四条　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建设换乘枢纽站，并配套建设相应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场，配备指向标识、线路图、时刻表、换乘指南等服务设施。
　　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在城市主干道及其他有条件的城市道路，合理设置城市公共交通车辆专用道及优先通行的交通标识，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的运行效率。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过设置优先通行信号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保障城市公共交通车辆优先通行；在道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允许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在禁左、禁右和单向行驶路段通行，并设立标志。
　　第十六条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由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负责定期维护，保证其性能完好。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发生故障时，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及时抢修。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迁移、拆除、占用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因城市建设确需迁移、拆除、占用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规定予以补建或补偿。
　　禁止破坏、损毁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禁止在公交站点前后三十米内停放其他社会车辆。
　　第十八条　利用站牌、候车亭、公交车辆等发布广告的，应当遵守广告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并不得覆盖站牌标识和车辆运营标识，不得妨碍乘客观察进站车辆视线和车辆行驶安全视线。
　　第十九条　城市公共交通应当以政府投入为主。
　　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和新增车辆所需资金由政府投资，纳入城市建设投资计划和年度财政预算；并可采取企业筹资、社会融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缴纳的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用于城市公共交通车辆更新。
　　第二十条　市、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成本费用和政策性亏损审计与评价制度以及财政补贴、补偿机制。
　　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审计、价格、民政等有关部门每年对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因低票价和承担社会福利以及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所增加的支出，进行年度审计与评价，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给予等额的补贴和补偿。
　　城市公共交通财政补贴、补偿应当及时、足额拨付。
　　第二十一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按规定享受税费减免优惠。
　　有关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方面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城市道路建设情况，发展大运量快速公共交通系统。
　　鼓励利用高新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推进城市智能公共交通系统建设，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鼓励、推广使用环保型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和洁净能源。



第三章　经营管理



　　第二十三条　城市公共交通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四条　从事城市公共交通经营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
　　（二）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三）有符合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要求的运营车辆、运营资金；
　　（四）有合理、可行的城市公共交通经营方案；
　　（五）有相应数量的技术、财务、经营等专业技术人员；
　　（六）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并取得驾驶员客运服务资格证的驾驶员；
　　（七）有健全的客运服务、行车安全等方面的运营管理制度和安全监督管理机制；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后，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之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并对运营车辆核发运营证。
　　第二十六条　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设置、调整城市公共交通线路。
　　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城市公共交通线路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价。评价意见作为调整、优化城市公共交通线路的依据。
　　城市公共交通线路的设置、调整应当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有关专家和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的意见，必要时举行听证。
　　城市公共交通线路的设置、调整应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七条　从事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的驾驶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取得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驾驶员客运服务资格证后，方可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车辆驾驶：
　　（一）身体健康，无职业禁忌症；
　　（二）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并且三年内未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的较大以上交通事故；
　　第二十八条　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被吊销驾驶员客运服务资格证的驾驶员，自吊销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核发驾驶员客运服务资格证。
　　第二十九条　禁止伪造、涂改、出租、出借或者转让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服务资格证。
　　第三十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依法取得的特许经营权不得擅自转让、出租。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不得采取承包、挂靠、联营等方式转让经营权。
　　本条例施行前已采取承包、挂靠、联营等方式经营的，经营合同期满后，由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重新确定经营者。
　　第三十一条　特许经营期限届满前六个月，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可以向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续经营期限；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运营服务状况达到特许经营要求的，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其经营期限届满前三个月按规定重新签订特许经营协议。
　　第三十二条　因城市基础设施施工或者其他原因影响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及畅通，确需临时变更线路的，施工单位应当提前十五日通知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及时报请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线路进行变更。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于线路变更实施前五日向社会公告。公告期满后，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按照变更后的线路运营，并及时更改原站牌。
　　第三十三条　城市公共交通票价的核定应当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充分考虑居民承受能力和城市公共交通经营成本。
　　城市公共交通票价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召开听证会，并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核定，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发生自然灾害及其他突发事件时，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服从当地人民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车辆的统一调度和指挥。



第四章　运营服务和安全管理



　　第三十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按照特许经营协议和行业服务规范，诚信经营、规范服务、安全运营、文明行车。线路运营车辆有空调车的，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科学安排空调车和普通车的班次。
　　第三十六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维护和检测运营车辆，保证其技术性能和设施完好，符合机动车安全、污染物排放等标准。
　　从事运营的车辆应当达到下列要求：
　　（一）车辆整洁，符合相关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
　　（二）按照规定标明经营者名称、线路编号、途经站点、票价；
　　（三）在规定的位置张贴城市公共交通车辆乘坐规则、禁烟标志和投诉电话号码；
　　（四）设置老、弱、病、残、孕专座；
　　（五）无人售票车辆应当按照规定设置投币箱和电子报站设备；
　　（六）空调车应当开启通风设备；
　　（七）配备有效的消防设备和器材。
　　第三十七条　驾驶员、售票员从事运营服务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着装整洁，文明、安全行车，规范作业；
　　（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规定携带、佩带相关证件；
　　（三）按照规定报清线路名称、车辆开往方向和停靠站点名称。设置电子报站设备的，应当正确使用；
　　（四）在规定的区域停靠，依次进出站；
　　（五）按照运营路线、班次、时间发车和行车，不得滞站、甩站、拒载、中途逐客、强行拉客,不得无故半途返回；
　　（六）不得要求乘客超出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票价标准购票、刷卡或投币；
　　（七）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提供必要的帮助；
　　（八）维护乘车秩序，保护乘客安全，对发现的盗窃、诈骗等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并报警；
　　（九）向乘客提供合法有效的等额车票。
　　第三十八条　公交车辆运营中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行驶时，驾驶员、售票员应当及时向乘客说明原因，并安排乘客免费换乘后续同线路、同方向车辆或者调派车辆。
　　第三十九条　乘客应当依照规定足额购票、刷卡或者主动出示乘车票证，不得使用过期、伪造或者他人专用的乘车票证。
　　乘坐公交车辆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乘车规则的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站点区域外拦车；
　　（二）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品；
　　（三）携带犬只等动物；
　　（四）损坏车内设施或者妨碍车辆行驶、停靠；
　　（五）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窗外；
　　（六）在车内吸烟、随地吐痰或者向车内外抛撒废弃物；
　　（七）在车内从事营销活动、散发宣传品。
　　乘坐公交车辆，遇有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时，应当主动让位。
　　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驾驶员、售票员有权进行劝阻和制止；影响车内秩序和安全的，驾驶员、售票员可以拒绝为其提供运营报务。
　　第四十条　老年人、儿童、中小学生、残疾人按照规定可享受免费乘车或优惠乘车待遇。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四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内的治安管理，对在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内发生的盗窃、诈骗等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及时查处。
　　第四十二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运营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查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保证运营安全资金投入，设立相应的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利用电子报站设备等多种形式，向乘客宣传安全乘车知识。
　　第四十三条　发生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事故的，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应当按国家安全生产事故报告的规定，报告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第四十四条　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经营者应当制定城市公共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发生城市公共交通突发事件的，应当按照规定启动应急预案。
　　第四十五条　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公交线路运营服务状况进行评议，其评议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经营者特许经营权期满重新授予经营权的依据。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评议时，应当邀请公交专家、乘客代表参加，并征询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第四十六条　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的举报、投诉制度，公开举报、投诉电话、通信地址、电子邮箱，接受社会监督。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举报、投诉之日起二十日内调查处理完毕，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反馈举报人、投诉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未按规定对城市公共交通设施进行定期维护或及时抢修，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迁移、拆除、占用或者破坏、损毁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的，责令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利用站牌、候车亭、公交车辆等发布的广告覆盖站牌标识、车辆运营标识或者妨碍乘客观察进站车辆视线、车辆行驶安全视线的，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特许经营权擅自从事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伪造、涂改、出租、出借或者转让运营证、驾驶员客运服务资格证的，收缴证件，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城市公共交通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采取挂靠、承包、联营等方式转让经营权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照特许经营协议，擅自调整线路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三）聘用未取得驾驶员客运服务资格证的人员从事驾驶活动的，按聘用人数每聘用一人处以一千元罚款。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由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吊销其车辆运营证，并可报同级人民政府撤销其城市公共交通特许经营权。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款规定，侵占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或者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由规划或国土资源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在公交站点前后三十米内停放其他社会车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五十一条　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有管理权限的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对未按规定规划、建设城市公共交通配套设施的建设工程，办理有关审批手续的；
　　（二）对非法侵占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用地或者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办理有关审批手续的；
　　（三）未按法定权限和程序核发车辆运营证、驾驶员客运服务资格证的；
　　（四）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或者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五）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