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人游泳溺亡同饮者的责任认定
　　　　　　　　　　　——重庆五中院判决蒋晓林等诉刘凯等生命权纠纷案


裁判要旨


同饮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其共同饮酒的先行行为使对方处于醉酒等危险情形之中。同饮者在未尽注意义务的情况下，应对可预见的危害结果承担侵权责任。


案情


刘凯与余平勇系朋友关系，与蒋涛系同事关系。2011年9月3日，刘凯与蒋涛一同到重庆市江津区联系汽车油漆销售业务。因余平勇在江津区祥瑞建筑公司工作，刘凯遂与余平勇联系，双方约定到江津滨江路喝夜啤酒。当日晚6时40分左右，三人来到滨江路由西至东的第一家夜啤酒吃饭喝酒。饭后10时左右，蒋涛建议下河洗澡，刘凯、余平勇表示同意，然后三人便到河边。刘凯不会游泳，便首先脱了衣裤坐在江边玩水，余平勇与蒋涛开始游泳。在游泳过程中，余平勇见蒋涛在水中挣扎便急忙游过去拉蒋涛，但未拉住，蒋涛被江水冲走。刘凯立即打电话报了警，并与余平勇一同跑向下游寻找。2011年9月5日，蒋涛的尸体被发现。事发后，死者蒋涛父母蒋晓林、李显容诉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要求刘凯、余平勇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共计38万余元。


裁判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蒋涛在溺水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预见到酒后游泳的危险性，其溺水死亡系其酒后游泳这一错误行为所致，与和刘凯、余平勇一起喝酒无直接因果关系。


江津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蒋晓林、李显容的诉讼请求。


蒋晓林、李显容不服，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重庆五中院经审理认为，刘凯、余平勇作为与蒋涛一起饮酒的朋友，应当知晓酒后游泳的危险性，却未对蒋涛进行必要的劝阻，仍然同蒋涛一起下河洗澡、游泳，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有一定过失。而蒋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酒后游泳的危险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但其酒后晚上下河游泳，系对自身安全注意义务的懈怠和生命权利的漠视，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原判刘凯、余平勇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当。


重庆五中院判决：刘凯、余平勇赔偿蒋晓林、李显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等费用21350元，驳回蒋晓林、李显容的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刘凯、余平勇应否对蒋涛的死亡承担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对于共同饮酒引发的伤害、死亡等纠纷的法律责任问题并未作出特殊规定。本案中，侵权责任构成的核心要件为被告是否应该承担注意义务(安全保障义务)、被告是否违反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违反义务的行为和原告的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判断同饮者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就是要确定同饮者在何种情况下会对醉酒者产生安全保障义务以及同饮者是否违反了该义务。


首先，同饮者之间存在侵权法理论上的“特殊关系”，这是其承担救助等安全保障义务的身份前提。同饮者基于特殊亲密关系而聚会喝酒，或者通过聚会喝酒建立、维持乃至增进情谊亲密关系，同饮之人具有感情上的彼此信赖。根据邻人规则理论，“一个人作为或者不作为时应该考虑受自己行为直接、紧密影响之人的利益”，同饮者也能合理预见自己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可能会导致对其他同饮者的损害。


其次，同饮者之间未履行注意义务，这是其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过错所在。注意义务是行为人对他人造成损害后，在法院判定被告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原告负有的不为加害行为，或不让加害行为发生的法律义务，而被告却未加注意或未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注意标准，或未采取法律所要求的预防而违反此种义务时，被告在法律上对受害人承担过失责任。如果在当时不存在注意的义务，由此发生的损害都属于无侵权行为的损害，同饮者不承担责任。


第三，可能发生的损害结果是普通人所能够预见的，这是注意义务的必要限定。共同饮酒人承担注意责任的前提是共同饮酒行为，且这种行为已使他人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如醉酒、饮酒人神志不清等危险状态。如果仅是少量饮酒，酒后行为正常却引起其他意外事件发生，如心脏病突发难以预见等情况，则共同饮酒行为只是一个诱因，不能造成注意义务责任的产生。共同饮酒人承担注意义务的判定标准应为普通人的注意，即普通社会公众具有的合理的注意。所谓“合理的注意”应为通常情况下普通人能够预见到损害结果发生的注意。普通人能够预见的醉酒易引发的损害承担责任，如酒精中毒造成身体的伤害、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的损害、酒后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的损害等。而对普通人通常情况下不能预见的损害后果不负侵权的责任，如共同喝酒的其他人酒后犯罪、殴打他人，饮用假酒造成身体伤害，酒后自毁财物等等，则共同饮酒人不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查禁赌博活动的通知

198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
近几年，全国城乡赌博活动比较普遍，今年以来尤为严重。1至5月份，全国查获赌博案件6万零1百起，比去年同期上升76％。赌博活动不仅在农村相当普遍，城市也较突出。广西苍梧、岭溪、钟山、贵县等20个县319个乡镇中，有90％的乡发现赌博活动。天津市武清县700多个村庄，有赌博活动的占70—80％。江西省1至4月在城市中查获赌博案件725起，占全省赌博案件总数的53．2％。以往赌博活动多是发生在冬春农闲季节，现在常年不断。赌博场所已由田头地边、农民家中、职工宿舍等背人之处，发展到旅社、茶社、酒店、农贸市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赌博形式除麻将、扑克、骰子、牌九以外，还有抽彩、打桌球、猜号码、象棋残局、猜拳、斗鸡等几十种。赌资一般是几十元、上百元，上千元的也屡见不鲜，有的甚至上万元。重庆市经营百货的个体户贞建平等3人，赌博五次输赢额达18000元。长春市惯赌分子赵洪林等10多人，带赌资5万余元去外地赌博，每场输赢额都在万元以上。
参加赌博的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个体户、现役军人，还有国家干部、基层党政领导。河北省文安县查获的1008名赌博人员中，有党员73人，国家干部15人。太原市清徐县北道村当了30多年党支部书记的张知心，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成为万元户，是市劳动模范，大儿子、大舅子赌博输了7000元，张想捞回输掉的钱，亲自去赌，又输掉7000元。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惯赌分子纠合团伙，抽头聚赌，有的还在赌场设卡，雇保膘`，赌博活动多是由这些人组织操纵。长春市今年以来审查处理的赌博人员中，曾被处理过的惯赌分子占70％。
赌博活动发展蔓延，败坏社会风气，直接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影响生产、工作和学习，造成许多家庭不和，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湖北省鄂州市庙岭邮局职工经常聚赌，无人值班，无人送报和接电话，有时加急电报搁置两、三天也无人送。江西瑞昌县高丰小源小学八名教师，由教导主任带头赌，晚上耍钱，白天睡觉，让学生自习，误人子弟。更严重的是赌博活动诱发犯罪，危害社会治安。由赌博引起的盗窃、抢劫、伤害、杀人等犯罪案件增多。天津市1至4月，因赌博引起的盗窃案80起，比去年同期上升83％。黑龙江省绥化地区捕获的重大抢劫、盗窃案犯中，有26人是因赌博输钱而作案的，占此类案犯的34．8％。
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中，各地普遍开展了禁赌工作，但赌风一直未能刹住。其原因，主要是有些基层组织瘫痪，没人管事，有些基层干部支持、纵容甚至带头赌博；其次是赌博活动带有群众性，查禁有困难，也有些地方对赌头、赌棍和嗜赌分子的处罚偏轻，起不到惩戒、震慑作用。
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争取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查禁赌博活动。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地要把查禁赌博活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集中一段时间，开展有声势的群众性的禁赌工作。查禁赌博活动要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由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发布禁赌通告，广泛张贴。请政法各部门、宣传、文化、教育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部门密切配合，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进行法制宣传和禁赌教育，充分利用典型事例向人民群众说明赌博的危害，一定要造成禁赌的社会舆论，做到家喻户晓。
二、在广泛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号召参赌人员限期到公安派出所或保卫处、科进行登记，交代清楚赌博情况，具结悔过，并检举揭发其他赌博人员。对逾期不登记和隐瞒重要情况的要加重处理。
在开展宣传教育的同时，公安机关和保卫部门要抓紧调查摸底，弄清赌头、赌棍和赌点、赌窝的情况，适时集中打击。
三、对参赌人员要区别不同情况，依法处理。对于大多数偶尔参加赌博，情节轻微的，应以教育为主，在其登记交代清楚赌博活动并揭发其他赌博人员，作出今后不再重犯的保证后，不再追究；对于赌头赌棍和惯赌分子，要从严处理：（一）对屡教不改、恶习较深的惯赌分子，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在城市，有的还可处以劳动教养。（二）对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者，或者以赌博为生活或主要经济来源者，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处理；对赌博犯罪中的教唆犯，还应依照《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三）对犯有赌博罪，又犯有其他罪行的，应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罚。
在处理赌博人员时，对其非法所得必须全部没收，赌债一律废除。党政干部参加赌博的要从严处罚，并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四、在开展集中禁赌工作以后，必须坚持抓好经常性的禁赌工作，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发现苗头，坚决制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禁赌工作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结合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共建文明单位活动，对广大群众进行理想、道德教育和禁赌教育。同时要丰富城乡尤其是农村文化生活，积极组织和引导青少年开展正当的文化娱乐活动，自觉抵制赌博活动。
五、为了适应禁赌工作的需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法机关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及本通知的规定精神，结合本地情况，制定禁赌法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立法机关批准后，颁布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