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探讨

一叶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初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已近五十载。劳动教养制度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从实践上看，劳动教养在控制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弊端。
今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反思，尤其是在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法律制度方面，我们还有相当多的立法空白和谬误亟需梳理审查。作为限制公民人身权的劳教制度，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其先天不足，与现行法律背离，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行政处罚法》则规定，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设定权，只能由法律行使，不能授权。在此前提下审视现有的劳教制度，不难发现，当前的劳教的法律依据是：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以及去年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等法规，均非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
一、当前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2002年4月12日）中用整章的篇幅对40多年来各种法律、法规中关于劳动教养对象的规定进行了梳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的规定，可以将适用劳动教养的条件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是指接受劳动教养处理的人在年龄、身份、身体状况、责任能力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适用条件和处罚原则方面的必要条件。《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中有如下规定：
1、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必须年满16周岁。对未成年人决定劳动教养，应当严格控制。
2、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和无生理缺陷及其他身体情况的人。
3、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在中国境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特定的中国公民。
（二）适用劳动教养客观方面的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客观方面的条件，是指使用劳动教养的客观事实，即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等方面的条件和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共十项的规定，适用劳动教养的行为可归纳为下列两类：
1、应当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中的十项规定；
2、可以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第十项后半部分规定的“对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人，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依法决定劳动教养。”
二、完善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构想
虽然公安部的《规定》对劳动教养对象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还存在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情况，结合劳教案件的办理实际，我认为今后在立法完善劳教对象范围方面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
（一）以立法形式，明确劳教人员的法律地位
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是指作为劳动教养法律关系主体的劳动教养人员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劳动教养人员虽犯有罪错，但仍是国家公民，享有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公民权。对此，《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及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均未做出明确阐述，我认为应当予以补充。
明确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将劳动教养机关的执法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在劳动教养法中，明确有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确定了劳动教养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也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依法办事的严格要求。从劳动教养的提出到解教整个过程，劳动教养人员都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应该履行哪些义务，执法机关应尊重和保护劳动教养人员依法享有的权利，强制其履行应尽的义务。这必将推进劳动教养的法制化进程。
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可作如下规定：（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申诉、辩护、控告和检举权；（3）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4）人格不受侮辱、诽谤和不受打骂、体罚、虐待的权利；（5）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义务为：（1）认罪认错，服从管教；（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劳教机关的监督管理规定；（3）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爱护劳动工具；（4）努力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5）检举揭发所内和社会上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根据公正原则，对适用对象平等对待
公正原则是指在适用劳动教养时，应当具有公正性。公正，首先要求对于任何人，在劳动教养的适用上应当一律平等。其次，公正还要求劳动教养的适用应当适当和适度，不得滥用。再者，劳动教养的轻重程度应当与行为人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人身危险性相当。当前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 由于地区经济差异和立法滞后等原因,在适用对象和范围的把握上,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有悖于公正原则:
首先，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中，对两类人员进行劳动教养已有相当程度的萎缩：一类是卖淫嫖娼人员；一类是教唆他人违法犯罪，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对这两类人员，《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六项、第八项，有明确规定是属于应当劳教的，根据公正原则，应依法报劳教。
其次，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十项的规定，对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劳动教养的情形的，也应当劳教。主要包括：1、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违法犯罪分子（公安部、司法部[88]公刑字75号《关于坚决依法惩处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犯罪分子的通知》）；2、盗伐、滥伐森林的人员（林业部、公安部林安[1985]249号《关于盗伐、滥伐森林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管辖后有关问题的通知》）；3、利用摘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的人员（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83]法研第25号《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取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分子的联合通知》）；4、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姘居的人员（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重婚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对这几类人员，也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给予劳教。
第三，对劳动教养的适用地域，规定中只规定了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华侨，台湾居民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不得决定劳动教养。没有规定城、乡的差别对待，所以在地域上劳教制度不应仅限于城市，也应当将此制度推行到农村。
第四，对于涉及“非典”的违法行为应尽快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可将之纳入劳动教养对象。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在立法和执行方面加以完善。只有将劳动教养制度适用于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对复吸毒人员，建议以强制戒毒代替劳教
首先，从主观上看，复吸毒人员是由于对毒品的依赖成瘾导致复吸毒行为发生的，其主观恶性有别于其他几种违法行为（有的医学研究认为吸毒成瘾是一种精神病态现象，不应当认定为违法犯罪），应与《规定》第9条中其他九种劳教人员区别对待；其次，从客观条件看，劳教所的医疗条件与强制戒毒所的条件有一定差距，其戒毒方式往往是以闭代戒，缺乏治疗、心理辅导等措施，戒毒人员的医疗康复权利往往被忽视。此外，戒毒人员在劳教所内得到减期的机会也比较少，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证。因此，我认为应将吸毒人员与其他劳教人员分离，将之送强制戒毒所，对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康复计划。
（四）对未成年人，应严格把关，从宽处理
对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10条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不得劳教的条件：初犯、在校学生，且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实际管教能力的。那么，属于初犯、在校学生，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实际管教能力的；再犯而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实际管教能力的，是否就一定要报劳教呢？我认为值得商榷：
1、对未成年人是否再犯的问题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根据《规定》，未成年人初犯而监护人有管教能力的不应劳教，则对初犯没有相应的记录；因此，对再犯也就无法取得所谓“初犯”的书证资料。那如何确定是否再犯呢，只有靠行为人的口供，这是立法上不合逻辑的地方。
2、对监护人有无实际管教能力取证难，也缺乏统一的标准。由于深圳是一个流动人口比例较大的城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多为外地人口，法律中只规定要对未成年人父母是否具有管教能力进行调查，没有规定父母与未成年人分居两地的，是否就可以直接认定其无管教能力。此外，从情理上讲，任何人的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被处罚，所以实践这项法律的后果就是只要父母俱在，大多数父母都不会承认自己没有管教能力。而公安机关在实践中，往往以推理代替调查，给出非深圳户籍未成年人无监护能力的证明，这能否经得起法律的推敲？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3、对未成年的侦查存在先天的漏洞。《规定》第十七条：“讯问未成年违法犯罪嫌疑人，除有碍调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教师到场。”由于深圳的违法未成年人多为外地人，致使此项规定基本形同虚设。同时，根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法律应该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化。在我市的实际情况下，如果坚持对讯问时应有监护人到场的规定，事实上就是人为地造成社会成本（监护人往返的时间成本和路费成本）的浪费。
鉴于以上三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对非深圳籍的未成年人，既要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又要在程序不违法，实是两难之境。因此，建议对此类人员以收容遣散代替劳动教养。
（五）经教不改应视为情节，而不做为定性的标准
经教不改的规定，贯穿于劳教立法的整个过程。《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四类经教不改的违法行为，即：1、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罪名包括：刑法第237条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第238条的非法拘禁罪）；2、妨碍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301条、279条、280条、312条）；3、侵犯财产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264、266、267、268、274条）；4、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227、206至209条）。
在实践中，我们对上述四类人员劳教时有所突破，我认为这种突破是合乎立法本意的，理由是：
1、经教不改的性质应当属于从重的情节，而非定性的标准。经教不改从性质上是属于累犯的情形，比照《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第六十五条），是应当从重处罚，而《行政处罚法》中则没有对此情况进行规定。劳教作为介于刑事、行政中间的一种处罚形式，《规定》的立法本意不应与现有高层次法律（《刑法》）相违背。参考《规定》对其他九项不需要屡教不改情形的规定，可知两者均为情节低于犯罪的违法行为，是否需要对犯罪行为在性质上加以区分？我认为，没有必要，也无法区分，区分只能在刑罚上体现出来。同理，将经教不改作为违法行为的定性标准，实际上就是对违法行为的属性进行轻重的排列，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实际上只要具备犯罪要件，就可以对行为做出认定，是否经教不改应当作为处罚的情节，而非定性的前置要件。
2、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经教不改也应视为从重情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提到，对累犯实施比初犯更为严厉惩罚的惯例一般只限于刑罚通常为徒刑的情况，这表明其所适应的社会目标是预防犯罪。如果将经教不改作为劳教的定性标准，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一公安内部的法律适用标准很难向全社会普及，所以也就收不到预防犯罪的效果。而如果将经教不改作为从重情节，作为加重人身自由限制程度的一条法理依据，则由于适用面的扩大，此原则将较易于普及，也能确实保证处罚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预防犯罪）。
3、从客观条件看，对经教不改的调查取证缺乏相应的科技基础，可能导致社会成本较高。鉴于我国目前人口管理网络基础建设并不完善的前提下（公安部“百城联网”系统只有100个城市人口查询，还不包括犯罪记录），如果将经教不改硬性作为劳教案件定性的标准，调查取证将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而劳教管辖的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轻于刑事案件，这种资源的配置也必将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因此，对劳教对象应以现有证据是否能证明发生违法行为为定性标准，不应将侦查重点放在对以往违法犯罪记录的调查取证方面，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成本的效益最大化。
因此，我认为应将经教不改参照《刑法》中对累犯的规定，推广到《规定》第9条的全部对象，明确规定其为应从重处罚，这一方面可以实践对所有违反《规定》的劳教人员的公平处遇；另一方面也更能体现劳教政策中的改造教育功能。


参考资料：
1、“劳动教养”制度出路何在？——作者：赵恒，来源：检察日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住房保障规范化管理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天津市、重庆市国土房管局，上海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按照我部《关于对住房保障规范化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的通知》（建办保函[2010]820号）的部署，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认真组织开展了检查工作，并上报了检查情况。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没有上报检查情况。我部对上海、重庆、福建、四川等省市进行了抽查。从检查情况看，各地在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住房保障规范化管理工作，通过完善政策、健全机制、加强监管，保障性住房管理逐步规范，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各地认真贯彻落实2010年全国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座谈会部署和加强保障性住房管理有关文件要求，实行建管并重，在加快项目建设的同时，加强了管理工作，住房保障规范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一是制度建设得到加强。各地普遍建立了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制度，根据《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明确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政策措施，北京、上海、重庆、河北、山西、浙江、广东、海南、四川、陕西等省市，以及宁波、郑州、广州、深圳、海口、昆明、黄石等城市，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山西、吉林、河南、湖北、海南等地出台了加强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政策措施。广州市颁布实施了《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小区管理扣分办法》、《广州市住房保障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办法（试行）》。

　　二是管理服务逐步到位。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建立了住房保障工作机构，部分市县组建了住房保障管理机构及实施机构，设立了办事窗口，充实了工作人员，逐步完善了工作机制。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城市在市、区两级分别成立了住房保障工作机构，在街道设立了住房保障或社会保障科，建立了受理服务窗口。河北省各地级城市成立了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成都市开展了住房保障进社区上门服务，并为保障家庭提供户籍迁移等服务事项。

　　三是实施程序逐渐规范。多数地区建立了房管等多部门对住房保障对象经济状况审查的协作机制，实行了市、区、街道三级联动的审核公示程序，严把准入审核关。上海市成立了住房保障对象经济状况核对中心。重庆市建立了公共租赁住房对象审查多部门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北京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由“暗补”变“明补”，明确市场租金标准，同时根据保障对象收入水平计发租赁补贴，有利于促进住房保障的合理退出。

　　四是动态管理不断强化。各地按要求建立了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统计报表制度，完善了保障性住房档案的归集、整理、保管、利用制度。北京、天津、上海、山西、吉林、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市建立了统一的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住房保障管理工作网上办公。河北等省建立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项目库，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吉林、江苏等省出台规范住房保障档案相关规定，加强基础档案管理。

　　当前，住房保障规范化管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不适应住房保障工作的新形势，需进一步研究解决。一是认识不到位。一些地方对住房保障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有的地方没有按要求组织规范化管理检查考核工作。二是审核机制不完善。一些地方收入（财产）核查的部门协作机制不健全，核查的信息化程度不高，审核难度较大。三是动态监管不到位。住房保障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滞后，尚未建立有效的监管手段，不能及时监测保障性住房使用和保障对象经济状况变化情况。四是机构队伍不健全。部分市县没有设立专门的住房保障管理工作机构和实施机构，街道、居委会等基层工作力量薄弱，人员多为兼职，工作经费落实不到位，不能满足住房保障工作需要。

　　二、下一步工作要求

　　随着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大规模建设并投入使用，住房保障管理任务更加繁重。各地要充分认识规范化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落实管理责任，提升管理水平，全面建立科学有序、行为规范、办事高效、公开透明的管理体制机制。

　　一是完善管理制度。各地要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制定具体的管理规定，逐步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要学习借鉴深圳、厦门的经验做法，加快住房保障立法进程，为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法制保证，推进住房保障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二是建立部门协作机制。要加强部门协作，健全住房保障、民政、公安、金融等机构和社区协作配合的保障对象经济状况审查机制，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审核制度，形成齐抓共管的住房保障工作局面。

　　三是强化动态监管。要建立健全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对保障对象家庭经济状况及其变化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创新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保障性住房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各种违规使用行为；对住房保障对象进行定期复审和不定期抽查，根据保障对象经济状况变化情况，调整实施住房保障。

　　四是健全档案管理。2011年，要将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住房保障档案管理作为重点工作，健全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制度，形成建设项目、房屋使用、保障对象等档案体系，确保住房保障档案完整、安全和有效利用。

　　五是加强机构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管理工作机构和实施机构，明确工作职能，充实管理人员。要通过集中培训、行风建设、学习交流等各种方式，努力建设一支政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硬的干部队伍，推进住房保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我部、监察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保障性住房租售管理和后期使用监管不力的地区，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和问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