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推进型法治

——我国法治化的正确选择


王仁高
（山东莱阳农学院 265200）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实行法治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民群众是我国法治的主体。我国法治化模式应该以市场经济为载体，以观念培育为重点。党和国家应该通过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宣传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念，制定权利本位的法律和进行制约权力为核心的制度创新，促进法治社会的早日实现。

【关键词】法治化 政府 市场经济 人民群众

我国法治的动力问题，是法学界在讨论法治模式选择问题所关注的焦点。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不同的法治模式选择。目前，我国法学界认为法治化的基本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有的学者称国家），一是社会（有的学者称民众）；其前进的方式 亦有两种：一是推进 ，一是演进。①这样就形成三种占主导性的观点：

其一，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只能是政府推进，选择强制的法治模式，即由国家强制实行法治，“借助于国家强制力量推行法治，以期克服法治化进程中的动力不足问题；通过 实行法治的赶超发展，以期节省时间，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法治化进程：通过精密的尽可能周全的设计与操作谋划，以期避免和降低法治化过程可能出现的社会代价。”②这种观点强调国家在法治中的主导地位，认为中国目前还处在法治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法治建设主要还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治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和思考，取决于国家对近期行动计划与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果。

其二，有的学者认为，法治建设只能依靠社会的演进。其理由主要是，“人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按预先设定的计划去构建完备的法治秩序。法治和整个进程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③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的现代化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利用本土资源，重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习惯、惯例和传统。

其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应该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治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成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

以上三种观点各有其立论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政府推进型法治主要从法律制度变迁的角度，强调法治的紧迫性。社会演进型法治则从法治观念的确立和法制的民众基础的角度，强调法治的渐进性，而第三种观点则取折衷主义态度，但倾向于政府推进型。

在对法治化模式进行探讨时，有一点需要明确，法治模式的选择，是对法治发展规律的揭示，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人为地创造一种模式强加给社会。只有正确地认识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引导我国法治建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我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代价实现法治社会。

在构建我国法治模式时，首先应搞清我国实现法治的基本动因。因为只有回答了为什么会选择法治，才能搞清我国法治的动力是什么？按照法学界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我国法治从二十世纪初算起已有百年历史，但我国真正开始由法治代替人治，则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基本的动因，从政治上说是对文革时期由人“治”造成的混乱和灾难的拨乱反正，从经济上说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可以说，政治上的自我反思是党和政府主动选择法治的直接动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创伤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④这实际上是宣布了我党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决心。而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则是政府选择法治的又一动因。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加强法制建设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工作任务，指出：“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⑤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观念，越来越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共识。要坚定不移地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法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法治模式中，除了政府和人民群众这两个纬度外，我们还应该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纬度。在政府、人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维空间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向，代表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趋势，是实现法治的客观推动力量。政府是实现法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人民群众则是法治的实践者和实现法治的基础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趋势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得以实现的，而人民群众则是在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从事社会实践的，同时，政府又是在人民群众的约束下行动和决策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我国法治化的模式，应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促进法治价值在人民群众中的确立，使人民群众对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了解，通过人民群众与政府在市场体制下的良性互动，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治的确立。在这一模式中，市场经济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推动力量，它确保我国法治之路已经不可逆转，是对政府和人民群众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因此，可以把这种法治化的模式称为“市场推进型”。

在这一模式中，市场经济、人民群众、政府分别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决定了法治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社会的法治，即有关法治的理性原则、价值观念、以及按照这种价值理念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法治的进程是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同步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进程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有其客观性。首先，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是相生相伴的。从西方法治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法治的兴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法治思想最初是由古代希腊提出来的，其产生的经济背景就是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商品经济，力主法治的亚里斯多德，正是工商阶层的利益代表者。法治的理性原则都是从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它反过来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与法治社会的日臻完善同步进行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在20世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选择。建立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秩序和价值理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其次，法治社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才能优化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接受国际市场的交易规则和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建立相对稳定的、可以预期的社会经济秩序，从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来看，良好的法律环境是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培养严格执法的公务员队伍，树立忠诚守法的社会风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为国际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实行法治，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是对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革、社会生产力取得较大发展之后，在上层建筑领域提出的变革要求的主动回应。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不断地为实行法治创造了民主、公平、自由、透明的社会经济环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法律的制度体系将日益完善，法治的观念将逐步在社会各层面确立，法治的价值原则将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政治民主将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法治当成是外在于我国社会的东西，认为法治化是强加给我国社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二）人民群众是法治的主体，是实现法治最深厚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任何重大的历史变革，都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杰出人物和有作为的政治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主要表现为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而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成为被人民群众拥护的领导者。任何政治家或政治集团，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都将一事无成，其抱负再美好，也只能是空想。在我国由人治到法治的社会变革中，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法治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愿望，是法治强大而持久的动力。这是我国法治最重要的本土资源。良好的社会秩序，公正透明的社会规则和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主体意识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觉醒。当人们开始习惯于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时，他对个人事务的计划总是建立在对现有社会规则的了解的基础上。如果社会能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理性的选择就会得到社会的回报。这是实现法治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人治的环境中，这种社会心理受到抑制，由于社会秩序不是靠稳定的规则而是靠掌权者的意志维持的，个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对未来的预期缺乏可靠的社会规则为依据，人们只能依附于权力而生存。这是法治实现障碍的总根源。一旦人们从权力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必将焕发出对法治建设的极大热情。

人民群众在法治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法治的文化基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法治的文化传统，法治的实现有待于对现有文化进行创新和改造，以形成法治成长的文化土壤。列宁曾经这样评价苏维埃俄国的法治状况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他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群众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⑥列宁的这段话对我们理解法治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有益的。文化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实现的；没有一定的法律文化的基础，法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停留在政治家的口头上和法学家的书本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从事物的外在表像看，法治首先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采纳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或治国方略，就是要遵循法律至上、权利平等和社会自治等法治理念去制定和执行法律，去管理社会事务，去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不过，从文明的内在机理看，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如何才是可能的？这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即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法律至上、权力平等和社会 自治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 方式。只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方式时，它才可能同时也被作为一种相应的社会治理方式而得到采纳。很难合理地想象，在一个以人治和他治为基本生活方式的社会中，会真正实行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并取得成功。

法治实现的文化基础，其本质也是民众基础，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以及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是法治文化构成的主体。“政府推进型”法治论的立论基础，就是认为人民群众“还不是懂得民主，不是十分懂得法制，他们管理自己的能力还需要提高”，因此，人民群众只能是法治的客体，在法治进程中还是“受教育的对象，管理的对象，领导的对象”。这就把法治变成了“治民”，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其结果只能是人治的继续。

（三）市场推进型的法治化进程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法治化进程中无所作为。与社会演进型法治论者相比，国家在市场推进型法治化过程中应该充当更为积极的角色。

第一，国家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由封建半封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国家，由于执政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果断地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二十一世纪，国家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促进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积极培育市场中介组织，提高经济主体自主决策、自我发展的能力，使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我调节实现良性互动。
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政府


西宁市畜禽屠宰管理暂行办法

西宁市人民政府令第74号


　　《西宁市畜禽屠宰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5年12月2日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骆玉林

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西宁市畜禽屠宰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畜禽屠宰管理，防止动物疫病传播，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畜禽屠宰和畜禽产品加工经营及其管理活动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畜禽，包括猪、牛、羊、鸡。

本办法所称畜禽产品，包括前款所指动物屠宰后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器、血液、骨、头、蹄、皮。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畜禽屠宰活动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监督管理体制。

第五条 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畜禽屠宰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畜禽屠宰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畜禽屠宰的监督管理工作。

农牧、卫生、工商、环保、质量技术监督、规划、民族事务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畜禽屠宰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本着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利流通、方便群众、便于检疫和管理的原则，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畜禽定点屠宰厂（场）设置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经依法批准的规划，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办公场所或媒体予以公示。

第七条 畜禽屠宰实行定点屠宰许可制度。

未取得畜禽定点屠宰许可，不得从事畜禽屠宰经营活动。

第八条 设立畜禽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水源条件；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病畜隔离间以及屠宰设备和运载工具；

（三）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四）有经考核合格的专职或者兼职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五）有必要的检验设备、消毒设施和消毒药品及污染物处理设施；

（六）有畜禽及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

（七）有符合动物防疫法规定的防疫条件。

第九条 申请设立畜禽定点屠宰厂（场）的，应当到所在地县（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县（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设立申请和相关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根据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对畜禽定点屠宰厂（场）的选址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报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并书面说明理由。

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县（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应当组织农牧、卫生、工商、环保、质量技术监督、规划等相关部门进行实地勘察，经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发给同意筹建的文件；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 申请人应当在批准期限内按照设立畜禽定点屠宰厂（场）条件完成屠宰经营场所、设施设备的筹建工作。申请人在批准的期限内没有完成屠宰经营场所、设施设备筹建的，应按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重新申请。

申请人完成筹建工作后，持相关文件向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畜禽定点屠宰许可证。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组织农牧、卫生、工商、环保、质量技术监督、规划等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和实地勘察，对符合条件的，由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市人民政府，经批准后，颁发畜禽定点屠宰许可证。

畜禽定点屠宰厂（场）在取得畜禽定点屠宰许可证后，应当依法办理卫生、工商等相关手续，方可营业。

第十一条 鼓励畜禽屠宰经营者利用屠宰新技术、新工艺保障肉品质量，降低环境污染。

第十二条 畜禽定点屠宰厂（场）进行改建、扩建或变更地址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的，应当按申请设立的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从事清真畜禽屠宰经营的，还应符合《青海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和少数民族食用清真食品的习俗。

第十四条 未经定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屠宰畜禽；但个人自宰自食者除外。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私自屠宰畜禽提供场所和其他便利条件。

第十五条 畜禽定点屠宰厂（场）的屠宰检疫工作，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实施；肉品品质检验工作，由畜禽定点屠宰厂（场）负责实施，但应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

第十六条 畜禽定点屠宰厂（场）应当遵守下列动物防疫规定：

（一）屠宰的畜禽必须附有产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

（二）严格实行畜禽宰前检疫制度，发现病、死畜禽和伤残畜禽，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

（三）屠宰的畜禽肉品应离地存放，不得带有血污、毛、粪、污物、有害腺体及病变组织；

（四）经检疫合格的畜禽肉品，必须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加盖验讫印章或标志，并出具检疫证明；

（五）检疫不合格和未经检疫的畜禽肉品不得出厂（场），病害肉必须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十七条 畜禽定点屠宰厂（场）必须遵守下列肉品品质检验规定：

（一）建立严格的肉品品质检验结果及其处理情况登记制度；

（二）对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畜禽肉品，应当在加盖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讫章或标志后，方可出厂（场）；

（三）对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畜禽肉品，应当在检验人员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四）屠宰加工淘汰的种畜及晚阉畜应在胴体上单独加盖标志印章，不得作为食用肉品上市销售；

（五）不得对畜禽肉品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十八条 畜禽屠宰管理实行动物疫病控制制度。

畜禽屠宰经营者发现动物疫病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并及时报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畜禽动物病害肉、尸及其产品的无害化处理，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规程执行。

第十九条 上市销售的畜禽肉品必须是检疫、检验合格的，并附有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

第二十条 清真畜禽肉品经营者应当在办理工商、卫生等相关证照后，到民族事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 市、县（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及农牧、卫生、工商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产品市场、超市和肉类批发交易市场的监督管理。

畜禽肉品批发市场、农产品市场、超市主办单位应当建立畜禽肉品的上市管理制度，对进入市场的畜禽肉品进行检查，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的畜禽肉品，不得允许上市销售。

第二十二条 销售或者作为食品原料使用的本市以外畜禽肉品，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原生产厂家或者设在本市的总经销商须向所在地的县（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本市以外畜禽肉品应当是当地政府确定的定点屠宰厂（场）所生产；

（三）符合国家基础标准、产品质量标准、卫生标准、标签与包装标准的规定；

（四）进入本市的每批肉品随车附表，标明定点屠宰厂名称、畜禽来源、检疫检验证明、瘦肉精及兽药残留等检测报告、数量、车号及业务员（经手人）姓名，运输过程中必须悬挂、密封、冷藏，并整车签封。

第二十三条 市、县（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进入本市的畜禽肉品所附相关证明及检测报告进行复核；复核中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对其畜禽肉品进行抽样送检：

（一）相关证明与畜禽肉品不符的；

（二）相关证明超过有效期限的；

（三）相关证明及检测报告有转让、涂改和伪造嫌疑的。

对拒绝复核、抽检的，视为不合格肉品。

第二十四条 运输畜禽肉品，应当按照国家关于鲜、冻肉运输条件的要求进行，防止畜禽肉品二次污染。

市内运输应当使用密封、防尘、吊挂专用车运输。

第二十五条 经营畜禽肉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畜禽肉品储存间和冷藏设施；

（二）营业室与储肉间的墙壁、地面应当符合卫生要求，便于清洗、消毒；

（三）有专用销售柜台和防蝇、防尘、洗涤、消毒及给排水设施；

（四）有健全的肉品销售卫生管理制度。

第二十六条 禁止经营下列畜禽肉品：

（一）未经检疫、检验或检疫、检验不合格的；

（二）来自疫区的；

（三）无检疫、检验合格证或证章不全的；

（四）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

（五）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

（六）种畜及晚阉畜的鲜冻产品。

第二十七条 畜禽肉品的销售管理，实行责任追溯制度。

畜禽肉品的屠宰、初加工、包装、运输、储藏（保鲜）、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应当遵守相关标准，符合技术规程要求，并对主要事项和相应的技术指标进行记载；发现不符合安全标准和质量标准的肉品时，应及时报告市、县（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市、县（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追溯发现问题的环节，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畜禽肉品实行不合格产品退出制度。

对经检测不合格的畜禽肉品，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一）由物主进行无害化处理；

（二）生产者立即停止生产；

（三）已经售出的，由经营者公告召回。

不合格畜禽肉品的无害化处理，应当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下进行；对不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应当予以销毁；物主拒不处理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物主承担。

第二十九条 以畜禽肉品为原料的集体伙食单位和宾馆、饭店、餐馆等饮食业经营者，应当建立肉品采购加工、冷藏、仓储登记制度；购买畜禽肉品时应索取有效证明，使用的畜禽肉品，应当是经检疫检验合格的。

第三十条 畜禽肉品加工企业生产加工肉制品，禁止使用下列畜禽肉品：

（一）腐败变质的；

（二）含有毒、有害物质的；

（三）病死和死因不明的；

（四）染疫和注入或掺入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物质的；

（五）超过保质期的；

（六）来自封锁疫区的；

（七）未经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使用的其他情况。

第三十一条 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在对畜禽屠宰行业进行监督管理时，发现有违反肉品检疫检验的有关规定、销售可能染疫肉品以及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农牧、卫生、工商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接到通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予以纠正和处罚。

商务、农牧、卫生、工商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收回或注销、撤销各自核发的畜禽屠宰经营者的证照时，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通报。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猪、牛、羊、鸡畜禽屠宰厂（场），从事屠宰经营活动的，由商务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并由商务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没收非法屠宰的畜禽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一）运输畜禽肉品，不符合规定要求的；

（二）加工和经营畜禽肉品，不符合加工和经营规定的；

（三）饮食业经营者和畜禽肉品加工企业使用未经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畜禽肉品作为食品原料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由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法定职责权限内，依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五条 拒绝、妨碍畜禽屠宰管理部门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畜禽屠宰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畜禽屠宰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直接责任人或负责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畜禽屠宰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八条 其他畜禽的屠宰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