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福州市中小学校学生安全防范和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的决定


（2007年3月28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请批准的《福州市中小学校学生安全防范和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进行了审查，认为其内容与上位法没有抵触，决定予以批准，由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施行。
　　

福州市中小学校学生安全防范和
　　伤害事故处理条例
　　
　　（2006年10月26日福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28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小学校学生安全防范，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小学校学生安全防范和中小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学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处理。
　　中小学校（以下简称学校）是指全日制的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小学。
　　学生是指在学校中全日制就读的受教育者。
　　教育教学活动期间是指在校内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和寄宿制学生住宿期间,学校至学校指定接送点的接送期间，以及学校组织安排的社会实践、校外活动期间。
　　第三条　加强学生安全防范，保障学生人身安全是各级人民政府及教育等有关行政部门、学校举办者、学校、学生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社会共同的责任。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落实学生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按照职责分工，依法负责学校安全工作，履行学校安全管理职责，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第四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学生安全防范工作，指导学校落实预防学生伤害事故的措施，指导、协助学校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第五条　学生安全防范应当遵循积极预防、依法管理、社会参与、各负其责的方针。
　　处理学生伤害事故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及时的原则。第二章安全防范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由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等有关部门和学校参加的学生安全防范预警和校园周边整治协调工作机制。
　　第七条　公安部门应当在学校门前路段设置交通警示标志，施划人行横道线，加强学校周边的治安、交通巡逻，及时查处侵害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消防部门应当对学校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监督指导学校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火灾隐患。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学校的卫生防疫和食堂、食品、饮用水、游泳池的卫生状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学校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
　　城乡规划、建设、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等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的学校安全防范工作。
　　第八条　学校的举办者应当提供符合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保障学生安全防范工作资金的投入。
　　第九条　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学校依法对学生负有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学校接受委托承担相应监护职责的，学校应当承担监护职责。
　　第十条　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健全校内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应急机制，履行下列安全防范职责：
　　（一）定期对校舍、设施设备和接送校车安全进行检查，需要维修的，应当及时予以维修，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二）保障配备的消防设施和器材能够有效使用，保持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畅通、应急照明设施齐全；
　　（三）实行门卫制度，配备保卫人员，校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学校区域；
　　（四）加强校园食品卫生管理，食堂及食品卫生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取得有关证照，提供给学生的食品应当符合有关卫生标准，防止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五）设立医务室，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器材，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专职医务保健人员或者兼职卫生保健教师；
　　（六）学校区域内易发生事故的场所，应当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七）制定火灾、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其他紧急事件处置预案；
　　（八）教育、监督教职工履行安全防范职责，及时告诫、制止学生斗殴等危险性行为，及时制止和处理学生举报的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消除事故隐患；
　　（九）对学生进行安全防范、生命教育和自护自救知识的教育;
　　（十）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校外活动时，制定安全防范预案并安排教职工进行陪护和管理；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防范措施。
　　第十一条　学校教职工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工作纪律，不得侮辱、殴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
　　第十二条　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
　　对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况的学生，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将相关情况及时书面告知学校，学校应当给予关注和照顾，并妥善保管学生的健康与安全信息资料，依法保护学生的个人隐私。
　　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抢险等可能危及学生人身安全的危险性活动，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活动。
　　第十三条　学生应当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服从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不得从事危及自身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活动。
　　学校应当将学生非正常缺席、擅自离校的情况，以及学生身体和心理的异常状况等关系学生安全的信息，及时通知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第十四条　学校举办者为学校购买学生人身伤害校方责任险的，不得向学生收取保险费。第三章事故的处理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公安、卫生、安全生产监督等有关部门对学生伤害事故进行救援和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护受伤害学生;无能力自行救护的，学校应当及时将学生送往医院救治，并及时通知受伤害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与事故发生有关的第三人，应当对受伤害学生采取救护措施，防止伤害扩大。
　　第十七条　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应当及时了解事故原因，保护事故现场及相关证据，及时向教育和相关行政部门报告；属于重大伤亡事故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逐级上报。
　　接到学校报告后，教育和相关行政部门应当指导、协助学校进行事故的处理工作，尽快恢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第十八条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第三人可以协商处理事故；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书面请求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调解。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调解。
　　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事故责任认定结论作出前，学校及其相关单位不得以责任尚未确定为由拒绝履行救护义务。
　　第十九条　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侮辱、殴打、扣留教职工或者学生及监护人；
　　（二）侵占、破坏学校房屋、设施、设备；
　　（三）妨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第二十条　事故处理结束后，学校应当将事故处理结果书面报告教育行政部门；对重大事故的处理结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报告同级人民政府。第四章事故责任的承担与赔偿
　　第二十一条　事故责任应当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过错方为两方以上的，应当按照过错大小，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教育教学用具、生活设施、有关设备、食品、药品等不符合国家安全质量标准或者使用标准的；
　　（二）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备管理等安全制度有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安全隐患的；
　　（三）学校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防范教育或者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的；
　　（四）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学生有不适应某种场合或者某种活动的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未予以必要照顾的；
　　（五）教职工以侮辱、殴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等方式伤害学生的；
　　（六）教职工擅离工作岗位，或者虽然在工作岗位但未履行职责，或者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的；
　　（七）对学生非正常缺席、擅自离校，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及时发现或者未及时告知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导致学生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
　　（八）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未给予及时救助的；
　　（九）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教职工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的疾病，但未采取必要措施，发生教职工伤害学生事故的；
　　（十）对于可以预见的自然灾害防范不力而造成学生伤害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由学校承担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由于过错，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学生实施按其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或者可能危及他人行为的；
　　（二）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况而未告知学校，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
　　（三）学校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况告知了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监护人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的；
　　（四）其他有证据证明事故发生是由于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的过错行为造成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学校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学校和学生以外的第三人造成事故的;
　　（二）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途中发生的；
　　（三）在学生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
　　（四）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
　　（五）学生自杀、自伤的；
　　（六）学生违反学校规定，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的非教育教学活动期间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已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学校和学生无过错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一）超过现有防御能力的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
　　（二）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
　　（三）其他意外因素。
　　第二十六条　学生伤害事故赔偿项目和金额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人身伤害事故的具体情况确定。
　　第二十七条　由于第三人过错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在救护中先行垫付或者已先行赔付的，学校可以依法向赔偿责任人追偿。
　　第二十八条　学校可以本着自愿原则，根据其条件和实际情况，对非因学校责任受到伤害的学生提供经济补偿等帮助。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学校及其教职工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职责或者瞒报、迟报事故、妨碍事故调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对学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学校的安全管理和预防措施不落实，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公安、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等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学校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条　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公安、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等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职责，玩忽职守的，由监察等有关行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过程中，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制止，并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　技工学校的学生安全防范和伤害事故处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参照本条例组织实施。
　　学前教育机构中的学龄前儿童、面向少年儿童的校外培训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安全防范和事故处理可以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非法营运研究

董伟


[内容提要]“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一出，将交通部门查处非法营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片质疑声中，交通执法者必须反思的是：我们在执法方式和认定非法营运上究竟出了哪些问题？笔者无意再在执法方式上进行纠缠，而是想在后一个问题，即非法营运认定的问题上作一点探究，为交通行政执法工作尽点绵薄之力。

[关键词]非法营运；合法营运；经营性；商业性


　　什么是“非法营运”，《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是如此表述的：“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尽管该条例对道路运输经营进行了分类，但对“什么是道路运输经营”并没有作出详细说明。这既成了该条例的“软肋”，也为执法人员查处非法营运留下了“空间”。于是乎，有毛便是鸭，让人见识了少数交通执法者的执法“水平”和运用法条的“能力”。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陶醉”中，丝毫感觉不到危机的来临，“钓鱼执法”等变着花样的执法方式开始粉墨上演，最终在正义的讨伐声中狼狈落幕。笔者也是一名交通执法人员，扬扬家丑的目的无非是想让我们自己警醒：在依法行政，科学发展的大的政冶背景下，谁也不要把自己的执法工作当儿戏，谁亵渎了自己手中的权力，谁就将在公平正义声中被淹没。下面开始切入正题。

一．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中看非法营运

　　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斗争性离不开同一性，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矛盾双方在统一中对立，只有具有某种共同基础或共同指向的东西，才能呈现出“排斥”或“斗争”的倾向。 “非法营运”与“合法营运”相对，非法营运与合法营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非法营运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说到底，就是没有取得那本代表营运资格的证书。非法营运与合法营运具有不共戴天的斗争性，正是因为非法营运者对合法营运者的利益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才会构成我们法律、法规的制裁对象，这本身说明了非法营运和合法营运在行为的特征上具有一致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斗争性”从何谈起？经营行为在法律上又称为营业，是指任何的营利事业，要构成营业必须具备目的上的营利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前后行为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营业是行为主体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不断地从事某种同一性质的营利活动，具有重复性和经常性的特点，即使某种行为的目的在于营利，但只是偶尔为之，也不能算是营业。如果某种行为不能构成从事运输的营业，那么也就不能构成营运行为，也就谈不上构成非法营运。[1]也就是说，合法经营者是将从事旅客运输或货物运输当做自己的职业，为消费者提供的是一种稳定的、连续的服务，他提供运输服务所获取的利润是作为自己投入生产经营或生活消费的主要来源，说得再直白一点，他就是吃的这碗饭。而我们在日常检查中发现的行为人提供的一次性、偶而为之的运输服务，即使是有偿的，不宜将其认定为非法营运。因为无论是从其运输特点上，还是从社会危害性，最主要对合法营运的冲击上，将其认定为非法营运都是不妥的。

二．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关系中看非法营运

　　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说事物质的变化不可能偶然的无根据的产生和出现，它有其基础和前提，这就是量变。没有长期的量的积累、准备、质变的发生是不可能的。其实，要有效遏止和杜绝“钓鱼式执法”，堵塞制度漏洞，基本前提是正确区分“非法营运”和市民间以补偿成本为目的的一般交易行为。从理论上讲，两者的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经营行为，而后者则不是。“经营行为”的法律含义是十分明确的，即以营利为目的，以不特定的公众为服务对象，长期和反复进行的经济交易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是有证照，获得法律许可的，即是“合法经营”，相反，如果没有相关证照和资格，未获得法律许可，则属于“非法经营”。[2]也就是说， 一般交易行为与经营行为从交易的角度来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经营行为是基于运输劳务而发生的特殊交易行为，是一般交易行为量变后产生的质变。那么，怎样做到能够惩罚真正的非法营运而避免处罚有偿搭车行为呢？因为没有相关证照和资格而非法营运的行为人，必须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不断地从事营运活动，那么，行政执法者在第一次发现某司机存在有偿搭客行为时，可以对该司机进行口头警示，告知他非法营运行为的违法性和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对于这一警示行为以及车辆牌号、司机姓名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如果以后再次发现该司机存在有偿搭客行为，就可以初步认定其构成非法营运，并进行重点取证。利用这种执法的“人性化”，就能较好地避免由于司机的善意助人而遭到处罚。

三.从对交通部规章的正确解读中看非法营运

　　交通部配套规章《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条对“道路客运经营”作了如下定义：本规定所称道路客运经营，是指用客车运送旅客、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包括班车（加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二条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作了如下定义：本规定所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是指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具有商业性质的道路货物运输活动。结合两部规章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认定客运经营和货运经营的两个主要标准：一.是“社会公众”标准。即服务对象的不特定性，如果服务的对象是特定的、附加条件的，则不构成这里的经营。如自货自运车辆、专门接送职工的厂车不属于营运车辆之列；二.是“商业性质”标准。长安大学运输管理系雷孟林老师在解释此处的“商业性质”时曾指出：“商业性的本质特征是以营利为目的。以营利为目的与营业并不完全相同，营业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连续从事同一种或几种活动，而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的范围较之营业的范围要宽，偶尔从事某一行为的目的也可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鉴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成立并不考虑是否发生了费用结算、实际上是否获取了利润，也不考虑是偶然地从事一次、还是连续从事同一活动等客观因素，而仅仅考虑的是其从事交易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营利这一主观心理因素，故本文将商业性要件称之为主观性标准。”[3]对于这样的解释，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认为这是一种“断章取义”，有将交通部规章调整的范围扩大化之嫌。笔者认为，交通部的立法本意是要将具有商业活动特征的道路客运活动和货运活动纳入调整的范围。之所以用“商业性质”，因为道路运输经营业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业，但其活动体现出商业活动的本质特征。按学界通说，现代“商”的具体种类包括：其一，买卖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进行财货交易的行为；其二，“辅助商”，指以间接媒介财货交易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实际上是辅助固有商营业得以实现的商事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代理、居间、行纪等；其三，虽不具有直接或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为性质与固有商和辅助商有密切联系，为其提供商业条件的营业活动，如融资、信托、加工、承揽、出版等，学者称之为“第三种商”。其四，仅与第三种商有牵连关系的营业活动，如广告宣传、人身与财产保险、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信息咨询等，即“第四种商”。[4]既然道路运输经营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商行为，那么商行为具有哪些特征呢？一般认为商行为具有以下特征：(1)商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2）商行为是经营性行为，即商主体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不断地从事某种统一性质的营利活动，属于一种职业性营利行为；（3）商行为是体现商事交易特点的行为。[5]这些特征与上面所论述的不谋而合，构成了认定经营行为内在的统一。
　　综上所述，笔者想对“非法营运”作如下定义：所谓非法营运，就是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以营利为目的，连续、反复、有偿地为社会公众提供道路旅客运输或货物运输服务的商行为。
　　那么为什么在执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机械认定非法营运的情形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一.从外因方面。日常监管工作中，经常会发现小面包车载货、私家车载客的现象，它们的确也具备了一些运输经营的外部形式，但徒具外部形式，并不能据此认定其具备经营的本质。有执法人员提出，如果是学雷锋做好事，就不应该收钱，收了钱就是从事营运。笔者针对这种观点想要说的是，达不到学雷锋做好事的标准就一定构成营运吗？难道学雷锋做好事的标准与营运的认定标准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难道我们要把所有的交易行为不加分析地都扣上“经营”的帽子吗？值得我们深思。二.从内因方面。如果我们的执法动机不纯，如果执法夹带了谋取私利的因素，就很难保证我们对非法经营的认定是理性的，是合情合理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利令智昏”。我建议我们的执法人员在上路执法时头脑是清醒的，行为是理智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素质，这其中包含很多的内容。有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把握，有对立法意图的领会，还包括诸如证据意识等。
　　行文至此，笔者已无太多话要说。请所有交通执法战线的同仁谨记“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惨痛教训！谨记这是一个依法行政、科学发展的法制国家！谨记我们是人民的服务员，不是戕害人民的罪人!谨记执法权是公权力，不能用来谋取私利！谨记我们打击的是非法营运，不是打击民众对政府及政府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运输管理处 0515-88177620）


参考文章
[1]刘建刚.从“钓鱼”案看非法营运与有偿搭车.载刘建刚法律博客
[2]李克杰.“钓鱼执法”源于违法认定简单化.载中国经济网
[3]雷孟林，郗恩崇.界定经营性运输行为需要辅助性标准.载运输经理世界网
[4]刘保玉，陈龙业.析商事通则与民法一般规则的关系.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5]范健，王建文.商主体论纲.载中国民商法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