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津贴该给谁？

武汉 张绍明律师 13871401077

【案情回放】 今年年初，收到顾问单位送来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该单位一名女员工王某辞职后向江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单位支付2008年1月在职期间生育小孩的生育津贴和哺乳期内的护理津贴8664元，由于生育保险武汉市2007年才启动，生育津贴和护理津贴是支付给单位还是支付给个人？单位支付产假工资后是否还需要支付生育津贴，是用人单位和单位员工都需要了解的问题.
一、生育保险的起源和发展
生育保险最近几年才在全国铺开，为什么要有生育保险，她起源何处？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走出厨房，走向社会，成为职业女性。职业女性既要从事社会生产，又要担负起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任务。她们在怀孕、分娩、育婴期间，因部分或全部不能参加劳动而减少或失去收入，同时又需要增加医疗保健费用支出。此外，她们不仅要在身体和精神上承受负担，甚至还可能有生命或伤残的危险。如果再让她们因为怀孕生育而失去饭碗和工作，则显得明显的不公。
随着妇女参与社会生产人数的增加，生育保险逐步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重视。1919年，第1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保护生育公约》(第3号)。1952年，第35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102号)对生育补助金作了专门规定，随后又通过了《保护生育公约(修订)》(第103号)和《保护生育建议书》(第95号)。1975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女工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声明》，其中明确规定：由于生育是一种社会职能，所有女工应有权根据《保护生育公约(修订)》(第103号)和《保护生育建议书》(第95号)规定的最低标准享有充分的生育保护，其费用应由社会保障、其他公共基金或通过集体协议承担。2000年，第88届国际劳工大会为了促进劳动力中的所有妇女享有平等和母子的健康与安全，又通过了《保护生育公约》　(第183号)和《保护生育建议书》(第191号)。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根据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实力，制定了相应的生育保护措施，以保障本国妇女的合法权益。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165个建立社会保险体系的国家和地区中，已有135个建立了生育保险。它充分体现了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对促进妇女就业、进一步改善妇女的就业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网站http://www.shanghai.gov.cn/）
实行生育保险，使职业女性在生育子女时，能够保证正常的生活和医疗保健需要，并避免因生育而导致失业，从而解除女职工的后顾之忧，促进妇女平等就业。这既有利于维护劳动力再生产，也有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也是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二、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较晚，生育保险制度建立更晚。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８日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通过，自１９８８年９月１日起施行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八条规定：女职工产假为九十天，其中产前休假十五天。难产的，增加产假十五天。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十五天。女职工怀孕流产的，其所在单位应当根据医务部门的证明，给予一定时间的产假。并且在第四条规定：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这是国家以行政法规的方式首次对女职工生育权利进行保护。随后，1998年9月4日，劳动部《关于女职工生育待遇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女职工怀孕期间的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费由所在单位负担。产假期间工资照发。这些也只停留在行政法规和规章层面。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条：“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的规定，为制定生育保险相关法规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1994年12月14日劳动部发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4]504号），但当时养老保险、工伤、医疗保险体制的建立比生育保险更加紧迫，生育保险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1996年11月21日，位于西北的银川市制定了第一部有关生育保险的地方规章《银川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银川市人民政府令第９１号），1997年，劳动部提出《生育保险覆盖计划》，随后，1997年辽宁省制定出《辽宁省城镇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但其他各省并未按计划跟进，2005年至2007年期间，各省市生育保险地方法规才大量出台，2006年10月30日，武汉市人民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武汉市职工生育保险办法》（武汉市人民政府173号令），生育保险自2006年12月10日起才在武汉市施行，比银川市整整晚了10年。
三、生育津贴该给谁？
通过对生育保险制度建立的起因不难发现，她是为了保障职业女性不因生育而减少收入。在国营企业此事很好办，但随着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要私营老板给不干活的女职工发工资，就必须有法律层面的保障，生育保险就是这样一项制度。
生育保险的保障性决定了她不可能与产假工资同时获得，也就是说，女职工不可能从怀孕生育中获利，既得单位发给的产假工资，也获得社保部门的生育津贴和护理津贴。领取生育津贴和护理津贴的主体是缴费单位而不是职工个人。这在生育保险实施办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武汉市职工生育保险办法》（武汉市人民政府173号令）第十五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标准拨付给用人单位的职工生育津贴、护理假津贴，用人单位必须用于职工在生育、产假、护理假期间内应当享受的工资及福利待遇。拨付的费用低于职工本人工资、福利标准的，其差额由职工所在单位补足；高于职工本人工资、福利标准的，其结余归入职工所在单位的职工福利费。武汉市生育津贴和护理假津贴的申报流程：生育津贴和护理假津贴由用人单位领取，单位提供收据（盖财务章）和账号，每月11-24日到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办理领款手续。
四、生育期间待遇：不损害原则
既然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对怀孕、分娩女职工给予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政策。单位支付了产假工资就无需再向个人支付生育津贴和护理津贴，但实际情况是，各单位支付的产假工资往往较少，甚至低于当地最低工资，这就损害了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产假工资支付多少合理，本律师认为，应该以“不损害女职工利益”作为判断标准，也就是说，该女职工上班拿多少工资，产假期间应发给多少工资。本案中，王某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为800元，单位给她发的产假工资的325元，补发1425元产假工资比较合理，其申请仲裁要求给予8664元的生育津贴和护理津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按照她的诉求，在生育期间她不但没有任何损失，还因此获利8664元—2400元=6264元。有违生育保险建立的宗旨，也无任何法律上的依据。

论身份正义的诉求与实现


　　内容提要: 法律中的形式正义需要超越身份，实质正义需要通过身份，身份正义是基本的社会正义。强势身份集团控制社会资源形成势力，借助制度安排获得超额利益，并使这种利益格局获得文化心理认同；产生身份特权、身份歧视、社会排斥与身份摧残等现象，侵害了身份正义。身份正义吁求：奉行法治理念，明晰并均衡身份利益，兼顾分配与发展功能，有序身份流动，保护基本身份利益；通过身份区分、身份利益表达与提供、身份救济等机制实现身份正义。

　　人是社会性存在，生来就别无选择地处于身份制度框架之中，身份安排着人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状态；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身份制度的存在，都在遵循身份规则，人们都在追求身份位置提升并享受身份利益。然而，近代以来，在人们普遍的法律意识中，身份与特权发生捆绑，身份本身成为落后和非正义的同义语，立法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身份。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工具，抽象的身份制度本身无所谓正义与否；但是，现实中的身份制度为人们划定利益范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配置，无处不在地安排着人类社会生活，所以，身份制度又涉及正义的理念和基本实践。身份正义是指依据公认标准划分的身份得到合理的利益配置，使各种身份者各得其所，社会获得和谐秩序和发展动力的理想状态。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首要的正义，身份安排了社会基本结构，身份同时兼容并造就善与恶，其影响深刻并自始至终，身份正义当然成为社会正义的主要问题。许多身份制度都在侵害正义，其背后存在着发挥不良影响的作用机制，人们必须同非正义抗争才能获得身份正义；同时，身份制度本身也会负载某些正义，并可用作实现实质正义的有效手段。探索身份制度中存在哪些陷阱，它们如何吞噬正义？分析身份正义有哪些基本诉求，通过哪些法律机制实现身份正义？这是现代法学理论研究中极有价值的选题。

　　一、身份正义的陷阱：非正义身份现象

　　身份规则是任何群体的主要生活规则，是实际运作的法律。置身于特定生活情景，联系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我们就能理解每一种身份制度规则存在的理由，明白即使是非正义的身份现象也是现实性的存在。它们构成陷阱，曾经或正在吞噬着公平正义，我们将其置于理论分析的显要位置，无异于在陷阱旁边设置警示牌。市民社会生活中侵害正义的身份现象包括：

　　（一）身份屏蔽与特权。身份表现为纵向地位的差序结构，在差序结构中，不同地位的身份阶层对应不同的利益空间。身份屏蔽是指身份制度作为一种区隔措施，将特定的社会利益配置给特定的身份群体，而将其他人群排斥在外。身份屏蔽从正面维护强势身份集团的利益，将本来应该属于公众的利益归属于特殊利益集团，造就了身份特权。欧洲历史上的血缘贵族制度，就是将国家政权利益屏蔽在贵族范围之内，形成了贵族特权。中国古代社会将国家的政治权力归属于皇帝，形成了皇权专制社会。中国当前社会中，在户籍制的屏蔽下，形成非正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不能获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等社会福利，农民工虽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也难分享这种福利。值得关注的是：市场机制的运行结果也会造成社会屏蔽现象，人们被分割在不同的消费区域中，高消费领域的活动和利益被圈定给特定的富裕人群。在身份法律制度规则发挥实际调整作用的现实情形中，如果进行价值分析，身份法律可能是“最高的公正和最大的不公正”。[1]虽然差异性本身并非不公平，但是与身份差异性伴生的身份屏蔽与特权则有违公平正义，强化特权的身份法就属于最大的不公正。

　　（二）身份歧视。身份歧视直接针对弱势身份群体，剥夺了他们分享特定利益的可能性。身份歧视具有自然、文化的厚重基础，融入人们的日常行为习惯，成为社会化运作的强制力量，这种强制力量借助制度安排进一步放大。对于被歧视的身份群体，他们在社会中应有的利益份额被侵占甚至剥夺，被迫承担社会存在与变革的成本。以山西省为例，山西煤资源丰富，近年煤价上涨，经营煤业的老板利润丰厚；但是，普通矿工仍然相对贫困，煤业带来的财富与他们似乎无关；然而，煤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安全风险却强加给了他们，甚至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劳动保护也难以落实。现代社会中身份歧视使经济增长无法惠及贫困者，他们不能有效地分享经济增长果实，因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在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中，与中国近3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相反衬的是农民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有的份额出现下降趋势。这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劳动力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的结果。

　　（三）身份的社会排斥。在一个领域依据特定标准界定的弱势身份地位，其消极影响会扩散到相关或无关的其他社会领域，导致一种整体排斥的后果。20世纪 60 年代，一些欧洲学者依据当时社会中贫困者急剧增多的事实，反思西方福利国家的“消除”贫困工作，获得了“贫困的再发现”。即，贫困不再只是物质生活匮乏，而是包含更多的社会内容，以致形成对这些人脱贫的阻碍因素，构成社会排斥。英国学者 V·威尔森（Veit Wilson）指出，排斥意味收入的缺乏使人们从需要花钱的社会活动中被排斥出来，继而在许多不直接需要钱的社会性活动中也被排斥出去。[2]例如，“中国的农民身份制度使农村社会横向联系的纽带极为脆弱，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协商、对话成本极为昂贵。”[3]在现代社会中，结社是积聚特定身份群体力量的基本形式，社会舆论是公共表达的有效手段，立法、行政、司法等社会机制构成社会公共权力系统，这些公共权力资源从理论上可以为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公民享有；但是，由于利用公共权力机构所需要的信息成本、程序成本均超出中国农民的支付范围，农民利用结社、舆论、司法、立法、行政等政治社会机制追求身份利益的机会也往往被排斥。由于利用正当渠道的机会被排斥，农民可能的选择就剩下非理性的表达方式，农民工的“跳楼讨薪”现象就是这种社会排斥的衍生品。社会排斥剥夺了弱势身份群体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从而否定了他们分享社会利益和改变身份的可能。

　　（四）身份摧残。一种强势身份者被确认以后，其权益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强化，而弱势身份者的负担也从各个方面逐渐增加，相反相成的两种身份力量在社会运作中往往会导致制度性摧残。历史中有三个公知的典型现象：奴隶的殉葬，妇女的裹脚，太监的阉割。奴隶的殉葬是强势身份者对与弱势身份者的摧残，直接剥夺奴隶的生命。妇女裹脚习俗是一种身体与文化的摧残，呼应于正式法律制度上的男尊女卑。太监被阉割导致他们丧失性功能，以防止可能存在的宫廷淫乱，这是皇帝身份特权扩张的结果。这些制度性摧残在当时的身份制度中均具有社会可接受性，大部分人会认可殉葬、裹脚与阉割的正当性，强势身份者不会愧疚，弱势身份者也被迫接受这种制度安排。一旦某种身份制度建立起来，人们就会在特定的社会范围或组织中遵守这一制度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否则就会因违规而受到严厉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惩罚。人们逐渐被这些制度规则所驯化，最终使这种制度牢实地“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结构与人们自身的行为结构之中，变成社会结构和自身行为结构的一部分。[4]摧残者和被摧残者以及第三人在特定的身份制度文化范围内，均在相当程度上认同和接受了这种身份摧残。

　　二、身份正义的歧途 ：导向非正义的社会机制

　　任何一种实际存在的非正义身份现象都在社会中拥有相应的形成机制。在人类社会，个人总是生存于一定历史环境之中，在身份制度框架所允许的空间内展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侵害正义的身份体系内，受益者与受损者共同受制于一套通向陷阱的社会机制。强势身份者通过利益控制，形成社会势力，借助正式的制度安排获得超额利益，并且使这种利益格局获得社会文化心理认同。

　　（一）利益控制。强势身份群体通过控制社会利益来支配其他身份群体，身份非正义的实现从利益控制开始。秦始皇在琅邪山刻石写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5]正是以皇帝对于全部社会利益的宣誓拥有为基础，构建了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社会的身份体系。欧洲封建社会中，领主与封臣的关系以土地采邑制持有为基础，作为接受土地利益的封臣，有效忠、在军事和法庭方面的服役义务。大领主或世袭的封建领主从土地征入岁收，同时在他们的领地内行使政府的任何一种社会权力。[6]在利益控制的基础上，强势身份群体掌握利益分配规则的制定权，并使“规则向规则的制定者倾斜。”传统社会中，“为了构筑与维系等级社会结构，统治阶级运用权力从社会生产系统中获取几乎全部剩余劳动…这些财富，首先被用来支付巨大的等级制度成本：维护官僚机构运行、镇压人民反抗和对外战争等等。其次，用于生产统治集团的各个等级所消费的物品，如宫殿、礼器、祠堂、教堂等物品。其三，那些消费不完的民脂民膏则被贮藏起来，以留荫子孙，或者用于建筑豪华陵墓以供其‘死后享乐。’这些体现着等级的陵墓等建筑，既是统治者享受欲的延伸，又具有用等级地位符号来维系现实等级制社会的潜在功能。”[7]利益的控制为强势身份群体带来支配社会资源的身份权力，弱势身份群体要想生存发展，就要通过进入强势身份群体主导的身份体系结构，通过身份关系获得一定份额的生存资源；在此意义上，利益控制也为弱势身份群体造就了依赖心理和环境，这可能就是“地主养活长工”的逻辑所在，身份权力促成了强弱势身份群体之间的依赖关系。

　　相应的另一方面，身份地位卑微意味着利益输出。无论是奴隶、农奴还是产业工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却非社会财富的享有者，他们输出的利益构成了社会存在发展以及统治阶层的利益来源。更有甚者，身份制度还为弱势身份者造就了一种虚假并扭曲的社会利益，为弱势群体提供虚幻的满足。正如一旦社会选择偏好是小脚女子，小脚便成为一种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拥有小脚就成为一种社会利益。家长会从女儿的利益出发，以摧残其健康来获取社会认同。

　　身份文明冲突中的主角是其中不同的利益集团，身份制度中所界定和提供的是整体性的社会利益。身份变化的动力与阻力均系于这种利益分配与再分配，一个社会的身份制度的结构性变化依赖于利益的重新调整。

　　（二）社会势力。身份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倾向，因为在这种制度运行中，会形成利益一致的强势身份群体，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来维护现行身份制度；进而，这些群体通过身份制度的保障获得超额利益。最强大的身份群体总是社会中组织能力和组织效果最好的身份群体，是社会中合法暴力的拥有者，掌握着社会利益分配的主导权。那些占据支配地位的身份群体控制着主流媒体，通过社会化的暗示和明示的方式反复论证或宣传一种观点、主张和世界观，使人们逐渐接受和认可这样的身份观念意识以及相应的身份利益格局。[8]柏拉图（Plato）的《共和国》记载了一位对话者的命题：“正义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因为法律是统治者根据其利益制定，并要求被统治者服从，违法就是不正当的，要受到惩罚。每个国家的法律的一致原则是：即统治者的利益就是法律正义。[9]此处所谓的“正义”实质是一种实现形态的非正义。最弱的身份群体总是组织能力和效果最差的群体，导致经济层面弱势、政治上少权，不能有效地成为社会博弈当事人。社会势力的作用常常能够胜过事物本性的要求，一些本质是邪恶的事物也可能被法律和社会规则所保护。所以，由人制定的身份法律有善恶之分，虽然邪恶终究不会因具有“法律”的形式而变成善良，但是，在权威的立法和法官的裁定中，身份非正义却时常能够切实地实现。

　　（三）制度安排。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凌驾于自然的不平等。[10]人类的身份现象具有自发倾向和社会安排的双重性质。就社会性质而言，身份制度的形成与社会运行过程紧密相联，由此产生相应的规则体系、奖惩机制与社会认同，人类的身份活动被制度化，获得刚性的保障力。例如，中国改革开放前存在户籍身份系列、人事身份系列、所有制身份系列。这些身份是由行政的力量赋予的。“但人们获得这种身份时，不需要也不能够依靠平等竞争，而且一旦得到了这种身份，便不能轻易改变；组织成员一旦获得了某种身份，也就得到一份相应的资源，这份资源既不会因他的疏懒而失去，也不会因他的努力而增加”。[11]制度为社会生活设定规则，权威性地界定何种行为适当，并通过奖惩机制迫使人们按照要求在社会生活情境中扮演各种角色。如果特定的身份制度框架以及相关制度不变，个人的行为模式不会发生改变；只有身份及其相关制度发生深刻变化，个人的特定行为获得不同的身份意义，这样，其行为方式才会发生改变。

　　（四）社会文化心理认同。人性和民族性中那些最深厚的文化积淀往往构成一个社会中可以接受何种身份利益分配格局的真正基准。身份制度规则如果通过文化的认同，变成一种文化习惯，则会获得持久的保障力，并为社会成员自觉践行。某种身份规则一旦获得了文化上的呼应，在人们的心理上引起了共鸣，则不论正义与否，都能够堂而皇之地规制社会生活。身份法律规则的真正渊源是民众的具体实践，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自发身份秩序，总体上是适合人们生活需求的。个体在具体的身份关系中往往将自己托付给习惯，并形成一种非理性的判断与选择。习惯是人们适应社会生活的工具，掌握习惯成为个人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法律的约束使习惯被控制在法律的基本价值和原则的框架内。

　　三、身份正义的诉求

　　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认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12]考察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关系，从中探析身份正义需要哪些前提条件。在现代社会中，身份正义的诉求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奉行法治理念。不同价值取向中的身份制度规则设计不同，在等级特权社会中，身份制度负载的价值是等级秩序，强化的是特权，以其制度特质将特权固定化。近代以来将身份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普遍的法治理念基础上，自亚当·斯密开始就将自由和平等作为国家宪法应该尊重的“自然秩序”，反对对任何社会阶层的歧视，此后，法治理念成为身份正义的要素。现代法治追求实质公平，身份制度转而对于实质公平发挥建构功能，因为在身份制度之中，人被稳定地类型化，强势身份与弱势身份差异明显，在社会结构中的利益区位易于观察，体现的社会公平与否易于凸现。应该调和自由市场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把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区别开来，政策和法律首先要保证机会的公平和程序的公平。其实，身份的起点也难以公平，人生而具有不同的自然秉赋与社会背景，问题在于如何应对这种起点不公平。古代社会的政策是将这种起点不公平固定化、制度化、神圣化；而现代社会的政策选择是将它作为调节与救济的依据，美国学者罗尔斯（Rawls）认为“差别原则达到某种补偿的目的，即给那些出身和天赋较低的人以某种补偿，缩小以至拉平这种出发点方面的差距。”[13]。身份结果的差异原本是一种社会利益划分形式，强势身份是先天的继受或后天的奋斗得来的，无法人为消灭；应对身份结果的不公平，社会政策选择只要是倾向于对强势身份群体进行约束、对于弱势身份群体进行扶持，就可以认为公平。现代社会中，身份正义方面的主要进步在于强调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强势的社会身份岗位向全社会开放，并以人权保护与公民权保障为身份正义的底线。现代立法中发掘了身份的矫正功能，对应于自然性差异和社会性分工，以现代公平正义理念予以矫正，成为追求实质正义的有效形式。

　　（二）明晰身份利益。个人必须与具体的生存环境联系起来，而生存环境安排了不 同的身份利益结构；特定身份被界定后又成为具体的利益分界，表达不同的身份者之间的差异。身份利益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利益，不同身份群体在利益上存 在分疏、联合、冲突，身份乃是竞争的动力之源。法律上的身份体现为一种社会资源分配方式，而分配正义的前提是身份利益的明晰化、透明化，各阶层利益界限明晰；公共资源应为公众利益而非某些利益集团所运用。

　　传统的东方国家强化强势身份群体的权利，人们对上级负有义务，对下级享 有权利，地位本身就代表正当性。西方社会中存在一种界定弱势人群权利的传统，“欧洲封建法对现代法治的贡献总结起来有两点：第一，分权孕育了有限政府和法 律至上；第二，身份关系对强者的制约，被法治社会用来救济弱者。”。[19]近代革命中围绕君权国家与民权国家的争斗目标，就是实现国家政权利益的 广泛分享，将政权利益推广到全体公民身份者，用法律制度来界定身份利益。传统身份制度的可接受性建立在神化、宗教、传统、道德价值等因素之上，现代身份制 度的合理性则建立在实在法确认的利益衡平基础上。还原事实本相，明晰身份制度中可能存在的剥削与剥夺，富人运用所有权通过市场机制可以剥削他人，权贵运用 权力通过政府机制同样可以对他人进行剥削甚至剥夺。从法律制度上确认身份利益，使身份正义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具体化为权利义务，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利 益的公平享有。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利益的第一次分配是通过交易与竞争的市场机制，第二次分配是通过税收与财政支出，国家对于个体生活担当了越来越多的责 任。市民法中对于国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从力图与政治国家划清界限以确保市民社会存在，转向寻求国家的积极政策以完善市民社会功能。国家通过各种财政 政策和服务供给影响个体生活，福利性国家通过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为个人整个生命历程连续地提供利益。

　　（三）均衡身份利益。身份正义的基础是分配正义，要求通过法律等主要社会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归属。一个社会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的身份结构体系，它们将社会中的人作出相对稳定的安排，形成秩序；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往往会产生新的身份，通过这些新身份的功能来固定社会发展成果，分配新增的社会利益或重新分配原有的社会利益。如何界定每一种身份所包含的应有份额，实现身份利益结构均衡才是身份正义的要旨。

　　市场成为身份提供的主要机制，构造了现代身份体系。在嵌入于市场结构的身份体系中，人们的身份地位主要由市场能力所决定。市场能力以人们所占有的财产、所拥有的知识技术和劳动力为基础，是“个人可以带进讨价还价交涉中的任何形式的有关品性。”[14]市场机制造就的身份结构是：“富豪——中产阶级——平民——赤贫者。”研究的一般结论是：中产阶级和平民人数大，而富豪和赤贫人数少的身份结构有利于社会和谐与发展。市场机制合理性在于：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身份区分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身份机制与效率机制相一致；其不合理性在于强势身份者通过市场机制扩大了利益范围。那些大量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应该懂得，“在他手边的全部社会制度都是预备好了的，如技术工人、机器、市场、治安与秩序——这些大量的机构与周边的氛围，是千百万人与数十代人共同创造的结果。…我们不应当说甲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创造了若干财富，乙创造了若干财富，而应当说利用和借助现存的社会制度，财富的增加属于甲者比属于乙者较多或较少。”[15]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辅以社会调节，矫正市场机制造成的身份利益失衡，形成合理的身份结构体系，既有必要性，也有正当性。身份利益均衡要求 ：“一是强势者应该抑制和平衡。强势包括权力的强势和金钱的强势。权力 的强势要通过程序法约束其权力，通过分权和监督抑制其权力滥用；金钱的强势要通过税收和其他制度抑制其过度膨胀。二是私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任何合法 取得的权利，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时不得限制和剥夺。三是对弱势群体利益的特殊关切和保障。任何社会都有弱势群体，要求得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通过健全的 社会保障等制度使每一个公民能过着有起码人的尊严的生活。”[16]

　　（四）兼顾分配与发展功能。任何一种身份制度均具有利益分配功能，问题在于这种分配能否促进社会发展。古代社会的运行往往是循环的，身份安排一般只有利益分配功能，促进社会发展功能不明显。近代以来的社会是发展的，社会将它所产生的剩余劳动源源不断地投入于它的物质生产系统之中，导致该社会的物质生产系统不断扩张与升级，生产力不断发展，由此形成“扩张型经济系统”。[17]与这种扩张的经济系统相适应，身份安排具有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实现了分配功能与发展功能相结合。在促进发展方面，身份正义要求根据每个人的实际能力和贡献确定其身份位置和配置身份利益，对于强势身份岗位设置明确的职责和要求，通过竞争机制保持强势身份的流动性，从而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身份制度的发展功能。在近代市场经济兴起以后，身份促进社会发展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市民社会领域，它要求以人的内在市场品质为标准给其相称的身份待遇、支配相应的财产份额，实现人与经济资源结合的优化；在政治社会领域，公共职务岗位通过选拔和竞选机制产生，强势身份位置的竞争促进人与社会权力资源结合的优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身份安排需要实现分配与发展功能的结合，才能符合身份正义的要求。